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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枫迅速权衡。对方放弃了实质性的政治条件（承诺书），转而寻求一个“内部流程”的面子台阶。这个“离境手续”和“注意事项宣读”，显然是其海保厅和国内强硬派为了对内交代、挽回一点所谓“执法权威”颜面而设计的。虽然仍带有侮辱性和单方面性，但如果不涉及船长做出实质性承诺或承认，且确实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那么从尽快实现人员安全返回的最高目标出发，似乎可以考虑在严密监控下，容忍这个“形式步骤”。
但关键在于，如何确保这个“形式步骤”不会节外生枝，不会变成新的羞辱或拖延借口？而且，“注意事项”的内容是什么？会不会包含隐含不当政治表述的言辞？
“李部长，我方代表如何回应？”林枫问。
“我方代表表示，可以理解对方有关内部管理的‘技术性需求’，但前提是必须确保：第一，所谓‘手续’必须严格限定在核对身份、归还物品等纯粹技术性范畴，不得包含任何具有政治含义的环节或文件。第二，整个‘手续’过程必须在我领事官员全程在场监督下进行，确保其行为规范，不得有任何胁迫、诱导或不当言辞。第三，‘离境注意事项’的具体内容，必须事先提交我方审核，不得包含任何与事件性质不符、或隐含不当政治立场的表述。只有满足这些前提，且确保半小时内完成，我方才能考虑接受这一安排。”李副部长回答道，“目前对方再次要求休会，以研究我方条件。”
林枫沉吟片刻：“李部长，我认为我方的回应是妥当的。坚持原则，但也在非核心的‘形式’问题上展现了必要的灵活性，给对方海保厅一个对内交代的台阶，这有助于推动事情最终解决。关键是审核‘注意事项’内容和确保领事全程监督，这两条必须守住。”
“我完全同意。”李副部长点头，“另外，关于海上交接点，对方初步同意在国际航道附近的某公海坐标点进行。具体坐标和双方出动船只的类型、数量等细节，还需要进一步敲定。我们建议由我方派出一艘海警船接应，对方则用其海保厅船只送达。现场可允许双方少量记者在场（在指定安全距离外），以确保交接公开透明。”
“可以。这些技术细节，由你们和对方工作层尽快敲定，确保安全万无一失。关于‘注意事项’的审核和现场监督，是当前谈判的核心，必须盯紧。”林枫强调。
“明白。一有进展，立即通报。”
通讯结束。指挥中心内，众人都在消化着这最新的博弈进展。气氛依然紧张，但一种目标在望的期待感开始隐隐流动。
“看来，对方的海保厅在巨大的综合压力下，终于开始寻找一个能让自己‘体面’下台的出口了。”一位资深参谋低声说道，“但这个‘离境手续’，仍然是根刺。”
“一根我们必须拔掉，或者至少确保它不会伤人的刺。”林枫缓缓道，“张彪，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重点监测对方海保厅内部，特别是直接负责此案的单位和人员，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动态。我要知道，他们是真的准备执行放人，还是在‘注意事项’或‘手续’细节上埋雷。同时，情报组要配合外交部门，对对方可能提出的‘注意事项’文本进行最严格的预先分析和推演，准备好修改意见甚至替代文本。”
“是！我们立刻加强监控和分析。”张彪领命而去。
时间在紧张的等待和密集的情报分析中流逝。晚上十点，对方终于对我方提出的三项前提条件（手续纯技术、领事监督、文本审核）给出了原则同意的答复，但要求就“注意事项”的具体措辞进行“最后协商”。
一份由对方起草的“离境注意事项”草案被传了过来。指挥中心的法律专家组和情报分析组立刻投入紧张工作。草案不长，约五六句话，但字斟句酌。
“总体看，比预想的要克制。”徐教授推着眼镜，指着投影上的文本，“避开了直接使用‘违法’、‘侵入’等刺激性字眼，主要表述为‘基于相关情况，决定结束对您的调查并予以释放’，‘请您理解并配合立即离境返回的安排’，‘希望今后航行作业注意安全’等。但是……”他指着其中一句，“‘基于相关情况’这个表述过于模糊，可以被对方事后解读为包含了他们的非法主张。‘希望今后航行作业注意安全’这句话，看似平常，但在当前语境下，也可能被曲解为隐含对我渔民在相关海域作业的某种‘提醒’或‘警告’。”
“任何可能留下解释空间或隐含不当立场的表述，都必须修改或删除。”林枫态度坚决，“我们的底线是，这份文本不能包含任何可能被对方用来歪曲事实、暗示其行为合法性、或损害我渔民未来合法权益的措辞。给我方外交部门提出明确的修改意见：删除‘基于相关情况’这种模糊表述，改为‘现决定予以释放’。删除‘希望今后航行作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