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骁带领的专项小组如同精密的探针，在夜色和外围调查的掩护下，悄然运作。他们避开“鼎盛集团”的核心和官方渠道，从侧面迂回：通过公开的工商信息、司法文书查询其股权结构、涉诉情况；以社会调查名义，接触与被拆迁棚户区相邻的其他居民、小商户，获取更广泛的证言和线索；通过特定关系，了解与鼎盛集团存在竞争或合作关系的其他企业对它的评价；甚至尝试接触曾与鼎盛有过纠纷但已了结的当事人。反馈回来的信息碎片逐渐拼凑：鼎盛集团的实际控制人背景神秘，早期发迹于边境贸易，后转型房地产，扩张过程中屡有“手段强硬”的传闻，但总能“摆平”事端；其在松江市承揽的多个政府工程项目，中标过程似乎总有某些“巧合”；银行贷款额度异常宽松，与其实力似有不符；更重要的是，有几条模糊线索隐约指向，鼎盛与松江市某些掌握审批、监管权力的部门负责人，存在超越正常政商关系的“紧密联系”。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疑云越来越浓。
周屿在主持的例行谈话和调阅资料中，也增加了对城建、国土、政法、金融等领域干部的关注权重。她敏锐地察觉到，当话题不经意间涉及松江市重大项目审批、土地出让、或者类似鼎盛集团这类“明星民企”时，一些干部的反应会出现微妙变化：有人会刻意绕开，语焉不详；有人会不自觉地提高声调，为其辩护，强调其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也有人会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最终选择沉默。在调阅松江市近年来部分重点项目决策的会议纪要、批示文件时，她也发现了一些程序上的“简化”或“特事特办”痕迹，虽然都被冠以“提高效率、服务发展”的名义。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通过秦骁和周屿的每日简报，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林枫案头。
林枫坐镇中枢，除了听取汇报、把握方向，他投入了更多时间亲自审阅黑省方面提供的各种文件、报告、统计数据。他的阅读速度极快，目光犀利，往往能跳过繁复的修饰和官样文章，直击核心数据和逻辑矛盾。他让周屿调来了黑省，特别是松江市近五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财政预决算报告、审计报告、以及人大、政协的相关审议意见。他将这些材料与秦骁小组收集的碎片信息、谈话中反映的问题相互对照、印证。
数字不会撒谎，但数字的排列组合、对比口径、解释方式，却往往隐藏着真相或掩饰。林枫重点看了几个方面：一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效益，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占比、政府主导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民间投资的实际增长与政策扶持力度的匹配度；二是地方债务的规模、结构、风险管控情况，特别是隐性债务和通过平台公司举债的情况；三是土地出让收入的规模、用途、以及与之相关的征地拆迁成本、群众安置落实情况；四是重点国企的资产负债、盈利状况、改革进展，以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规性；五是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的变化，尤其是企业反映强烈的行政审批、融资、执法检查等方面的具体案例和数据。
一连数日，林枫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烟灰缸里积了比平时更多的烟蒂，在独自思考时偶尔破例，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分析要点、疑问标记和可能的调查方向。他那双见过无数风雨、审视过无数报告的眼睛，在字里行间捕捉着异常的信号。
他注意到，松江市近三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一直保持在两位数，高于全省和全国平均水平，但工业投资、技改投资的占比在逐年下降，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比持续攀升。与之相应，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连年大幅增长，在市级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已超过四成，依赖度极高。审计报告曾多次提示部分区域土地出让收入未按规定纳入预算管理、支出不规范等问题，但后续整改报告总是语焉不详，或归咎于“历史遗留问题复杂”。
他对比了松江市招商引资签约金额与实际到位资金的数据，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小缺口，一些被反复宣传的“重大项目”进展缓慢，有的甚至长期停滞。而在对这些项目停滞原因的解释中，多次出现“企业自身原因”、“市场变化”等模糊表述，却少有对政府服务、配套政策是否到位的反思。
他从一堆汇报材料中，翻出了一份去年松江市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民营企业”的专题会议纪要。纪要中，沈青山慷慨陈词，要求各部门对鼎盛集团这样的“标杆企业”、“纳税大户”要“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建立“绿色通道”，提供“保姆式服务”。会议决定成立“服务鼎盛重点项目工作专班”，由沈青山亲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一把手为成员。这份纪要的措辞和决定，已经明显超出了常规的“亲清政商关系”范畴，将一家特定企业置于了特殊照顾的位置。林枫的目光在这段文字上停留了很久，用红笔重重地划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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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调阅了松江市近两年涉及征地拆迁的信访统计数据和社会稳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