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骁和周屿领命而去，各自按照林枫的部署，带着沉甸甸的责任和一丝被激起的昂扬斗志，展开了新一轮的调查。然而，黑省这潭水，尤其是松江市这块被沈青山经营多年、利益交织的“硬土”，其表面的平静之下，暗藏的阻力与复杂的程度，很快便超出了他们最初的预估。
秦骁领着他精挑细选出来的四名组员——两名来自审计署、精通财务数据挖掘的干将，两名曾在公安经侦战线历练、熟悉调查取证的骨干——如同几支悄无声息的探针，试图从鼎盛集团的资金链条、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等外围薄弱环节切入，寻找裂痕。他们避开了可能被重点“关照”的鼎盛总部和核心高管，将目标锁定在那些看似边缘、却可能窥见内幕的角色上。
最初两天，他们取得了一些零星的进展。通过公开的工商变更信息、法院的裁判文书网以及一些行业内部非公开的交流渠道，他们勾勒出鼎盛集团近几年业务扩张的粗略图谱，发现其业务重心与松江市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一级开发的节奏高度重合，且大多以“联合体牵头方”或“总承包”的身份出现，中标金额巨大。联系到一个已经离职、曾在鼎盛某项目部担任过短期成本核算的前员工口，此人因与主管矛盾离职，心怀怨气，他们侧面了解到鼎盛在项目“公关”方面的投入“手面极大”，而且“有些钱走账很讲究，不是明面上的”，隐约提到过“上面有路线，下面才敢放开手脚干”。另一个早年曾与鼎盛合作开发过一个楼盘、后因利润分配问题不欢而散的小开发商，在几杯酒下肚、确保谈话绝对保密后，吐露了鼎盛老板早年“不是善茬”、“混社会起来的，手下有一帮敢打敢拼的兄弟”，对于拆迁、清场这类“硬骨头”事情，“效率奇高，但手段也狠”，他当年就是因为“看不惯某些做法”才选择退出。
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虽然模糊，却与棚户区群众的反映相互印证，让秦骁小组确信，鼎盛集团绝非表面上看起来那般“守法经营、贡献突出”的模范民企，其底色可能掺杂着暴力和灰色的成分。秦骁精神一振，指示组员顺着“公关费用”和“非正常手段”这两条线，尝试寻找更具体的证据或知情人。
然而，当他们试图深入时，无形的墙壁骤然竖立。那个前员工在第二次被约见时，突然变得支支吾吾，反复强调自己“当时级别低，知道的不多”，之前说的“可能记忆有偏差”，并匆匆结束了谈话。秦骁敏锐地察觉到，此人接完一个手机来电后，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试图联系那个小开发商时，对方电话已关机，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得知其“临时有事去了南方，归期未定”。秦骁小组转而试图接触与鼎盛有业务往来的主要材料供应商或分包商，发现对方要么极为警惕，以商业机密为由拒绝透露任何信息，要么就是负责对接的关键人物“恰巧”出差或休假。甚至有一次，秦骁亲自带队前往松江市下辖一个与鼎盛有土地纠纷的县份，想找当时的知情者了解情况，车子刚下高速，就发现有一辆本地牌照的越野车不远不近地跟了一段，直到他们驶入县城主干道才消失。这种被隐隐窥视的感觉，虽然抓不到实质把柄，却让秦骁和他的组员们脊背发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可能已经引起了某些方面的“关注”和“关切”。
阻力不仅来自外部。当秦骁尝试通过常规渠道，向松江市有关职能部门调阅鼎盛参与项目的部分原始档案或审批材料时，流程变得异常缓慢和繁琐。对方态度极其配合，但总以“档案管理有规定需要层层审批”、“部分材料因涉及商业秘密需请示领导”、“经办人不在需要等待”等理由拖延。一份按理说可以当场查阅的立项批复复印件，硬是拖了两天还没拿到。秦骁心中冷笑，这分明是软钉子，为了迟滞你的调查节奏，消磨你的耐心，为某些人争取“善 后”时间。
周屿那边面临的则是另一种形态的“铜墙铁壁”。她主持的个别谈话，对象涵盖了省直机关部分厅局负责人、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最初几天，还能从一些人的只言片语或微妙神态中，捕捉到对松江“大干快上”模式的不同看法，对沈青山强硬作风的隐忧，或是对鼎盛集团超常规发展的些许疑虑。然而，自从林枫与沈青山那次“深入交流”的消息在极小范围内不胫而走，周屿怀疑是沈青山方面有意释放，以统一口径，谈话氛围骤然一变。
现在，轮到谁发言，几乎都是一副训练有素的模样。谈起松江，必是“日新月异”、“成绩斐然”、“沈书记魄力担当”；谈起鼎盛，则是“优秀民企典范”、“为地方经济做出突出贡献”、“政企关系亲清和谐的样板”。任何试图将话题引向具体矛盾、程序瑕疵或群众反映的尝试，都会被对方以“那是基层执行中的个别现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正在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所难免，要看主流”、“相信组织、相信法律会妥善处理”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轻轻挡回。那些原本可能有些想法的干部，如今眼神飘忽，顾左右而言他，仿佛一夜之间都被上了“政治安全”的紧箍咒。周屿甚至能从个别干部强自镇定的表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