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华彬球场。他驱车驶向海淀某处老式居民楼，七层，楼道灯坏了两盏，空气里飘着韭菜盒子与劣质檀香混合的气味。他在702门前站定，抬手敲门——不是三下，是两长一短，像摩斯电码。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张布满老年斑的脸：“周老师？”“王师傅。”树哥递过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盒特供云南普洱，“听说您老孙女考上了台大医学院？”老人愣住，浑浊的眼珠转动两下，忽地咧开缺牙的嘴：“哎哟，您还记得小蕊？她上个月寄回的凤梨酥，甜得齁嗓子！”树哥踏进门，顺手关严。屋里陈设简陋，唯一亮眼的是客厅墙上挂着幅泛黄工笔画：郑成功收复台湾图。画角钤着朱印“王砚农”，正是眼前这位退休美院教授的号。“王师傅，”树哥从纸袋底层抽出几张泛黄稿纸，“三十年前您给中影厂写的《海疆风云录》分镜手稿，我托人从档案馆翻出来了。”老人枯枝般的手猛地一抖，茶杯哐当砸在搪瓷盆里。他死死盯着稿纸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铅笔标注——某处礁石该用青绿皴法，某段潮汐须以留白显势，甚至精确到第几帧该插入一只掠过桅杆的白鹭。“您当年被退稿，说‘太真’。”树哥声音很轻，“可现在，我们得把‘真’做到让审查员自己都分不清，那是历史，还是昨天刚发生的新闻。”老人突然剧烈咳嗽起来，佝偻着背弯向痰盂。树哥静静看着，直到老人直起身，用袖口抹去嘴角血丝，颤巍巍从床底拖出个樟木箱。箱盖掀开，霉味混着松脂香漫出来——里面全是未完成的草图：基隆码头起重机的铆钉数量、淡水河渡轮的舷窗弧度、甚至一张皱巴巴的便签，写着“1947年2月28日，台北邮局营业时间：早八至晚六，柜台第三位职员戴圆框眼镜”。“周老师……”老人把图纸塞进树哥怀里，手指抖得厉害，“您要的‘真’，都在这儿。可您得答应我一件事。”“您说。”“让小蕊演邮局那个戴眼镜的姑娘。”老人眼睛突然亮得惊人，“就一句台词——‘您的挂号信，已签收。’”树哥郑重颔首。下楼时，他摸出手机拨通吴贻电话：“老吴，帮我查个人。台大医学院，王小蕊，今年二十二岁，父亲是厦门海事局退休船员。”挂断后，他站在楼道昏暗光线下，点开微信置顶对话框。对话框名称是“嘉欣爸爸”，头像是张模糊的黑白照：年轻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站在殡仪馆铁门前，左手无名指戴着枚宽边银戒。最后一条消息停留在凌晨两点十七分：“树哥，嘉欣妈妈忌日快到了。她坟头新栽的茉莉开了，白瓣黄蕊，香得瘆人。”树哥拇指悬在键盘上方，迟迟没有落下。手机屏幕幽光映着他半张脸，另半张沉在阴影里，像一尊正在缓慢风化的石像。此时此刻，距离星火影视城三十公里外的朝阳区某公寓，霍丝燕正跪坐在地毯上。面前摊着三份材料：左侧是《神探霍丝燕》分集大纲，中间是树哥手写批注的《嘉欣》人物小传，右侧则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印着褪色的“台北市立图书馆”字样。她刚用红笔圈出小传里一段话：“嘉欣在解剖课上第一次碰触尸体，发现死者左耳后有颗痣——和她母亲临终前一模一样。”旁边树哥的朱批龙飞凤舞：“痣的位置要改。查1983年台北荣总医院病理报告，女性死者耳后痣出现概率为7.3%，其中92%位于耳廓后缘凹陷处。”霍丝燕合上笔记本，赤脚走到窗边。楼下马路对面，一家粤式茶餐厅刚挂出霓虹招牌，字体歪斜闪烁：“阿强记·正宗港式茶餐”。她掏出手机，点开相册里一张偷拍的照片：树哥昨夜在车库取车时，袖口滑落露出的手腕内侧——那里纹着行极小的繁体字，墨色已微微晕染：“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她忽然笑了，笑声很轻，像片羽毛落在空玻璃杯底。原来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是错的。真正的蛋，从来都裹着千层坚壳。而她要做的，是成为那把淬了毒的凿子——不为撬开，只为在壳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让所有后来者都不得不看见。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是秦岚发来的微信：“丝燕，明早九点，台湖影视基地B3录音棚。树哥说，让他听听你用闽南语念《天公伯伯》。”霍丝燕指尖划过屏幕，回复只有一句：“好。不过秦姐，能借我用下您那支万宝龙吗？我想在剧本扉页，抄首诗。”秦岚秒回：“哪首？”霍丝燕把手机翻转，对着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霓虹在玻璃上流淌成光的河流，倒映在她瞳孔深处，明明灭灭。她按下语音键，声音清越如裂帛：“《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发送键按下的瞬间，她听见自己胸腔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坍塌，又在废墟之上，拔地而起一座崭新的、燃烧着幽蓝火焰的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