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关于“政体”的惊诧。
一份据称来自极西之地（可能是北欧或东欧某部落）的记述，提到当地“无王无长，遇有大事，则聚全族成年男子于林中空地，高声辩论，直至众人齐声呼吼，方为定议，谓之‘Thing’（民众大会）”。又有从海路商人处听来的传闻，说南方大海之中有巨大岛屿（可能指马达加斯加或某太平洋岛屿），“国中尊长为女子，世代以女系相传，男子但为武士、劳力，不预大政”。还有对大食（阿拉伯）哈里发继承制度中兄弟相争、甚至父子相残的描述，以及对更西方“拂菻”（拜占庭）帝国皇帝需由元老院和军队“共举”的模糊记载。
这些描述，在大唐的官员和士子听来，简直是荒谬绝伦，有悖纲常。朝会上，一位老成持重的御史大夫捻着胡须，摇头叹道：“无君无父，聚讼纷纭，与禽兽何异？ 国政大事，岂同市井争吵？此真蛮荒未开化之象也。” 对于女子为王，更是引来一片嗤笑与批判：“牝鸡司晨，惟家之索。 妇人焉能决断国事？此必讹传，或为其地男子无能，不得已而为之，实乃乱政之源，亡国之兆。” 至于大食、拂菻的继承纷争，则被引为“夷狄无礼，不知嫡庶长幼之序，故祸乱相寻”的反面教材。然而，私下里，也有少数思想活跃的年轻官员或士子，在惊讶之余，会生出几分隐秘的好奇与思索：若无君王，众人真能议定大事？女子治国，又会是何等光景？但这等念头，是绝不敢宣之于口的。
其二，关于“婚丧”的骇异。
有来自吐蕃以西、天竺以北的山地行商描述，某部落“父死，子妻其庶母；兄亡，弟纳其嫂，谓之‘收继’，以防家产外流，妇人无所依”。有关南海爪哇或苏门答腊岛屿的记述则称，当地人“婚姻不论同姓，甚至堂兄妹亦可婚配”，或“有‘试婚’之俗，男女相悦，可先同居生子，再行婚礼，若不合则散”。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关于天竺某些地方“寡妇需殉夫火葬（Sati）”的听闻，以及中南半岛某些部落“猎头祭神”、“以亲人颅骨为饰”的传说。
这些风俗，彻底挑战了唐人基于儒家伦理的底线。收继婚被视为禽兽之行，严重违背人伦；“同姓不婚”是周礼以来的根本原则，“试婚”更是淫·乱无度；而活人殉葬、猎头祭祀，则被直接归类为“生番野人，未脱禽兽之性”。士林清议对此一片谴责之声，将其作为“夷狄不知礼义”的明证。甚至连相对开明的李瑾，在读到“寡妇殉夫”的详细描述时，也眉头紧锁，对身旁的苏琬叹道：“人命至重，岂可轻弃若此？其地佛法亦盛，何有此等残忍陋习？可见教化未遍，冥顽不灵。” 这些风俗，极大地强化了唐人心中“华夏礼义之邦”与“蛮夷不知廉耻”的文化优越感与边界感。
其三，关于“衣食住行”的奇观。
胡商们带来了更多日常生活的细节：大食、波斯人“食不用箸，多以右手抓取”，让习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讲究餐具礼仪的唐人感到不洁与粗鄙；传闻中昆仑奴（东非）的故乡，“人皆黝黑如炭，唇红齿白，卷发如羊毛”，已是奇谈，更有甚者，说极北之地有“雪国之人，居冰屋，乘犬橇，生食海兽血肉”，或南海深处有“裸·身穴居，不知织纫，以树叶蔽体”的“矮黑人”。还有关于“拂菻”（拜占庭）人喜用“铅粉敷面，以显得苍白”的怪异审美，以及某些西域胡人“以香料涂抹尸体，裹以麻布，可保多年不腐”的殡葬习俗。
这些描述，满足了长安、洛阳市民无穷的猎奇心理，成为酒肆茶馆中最受欢迎的谈资，也被编成各种光怪陆离的传奇故事。但同时，也从细微处加深了“我族文明，彼族野蛮”的印象。用手抓饭被视为不洁，冰屋生食被视为原始，裸·身树叶更是与野兽无异。铅粉敷面被贵女们私下嘲笑为“鬼样”，而香料涂尸则被认为“奢靡无谓，且有悖入土为安之礼”。
其四，关于“信仰祭祀”的怪诞。
除了已略有所知的景教、伊斯兰教（大食法）、祆教、摩尼教等，更有来自更遥远地方的信仰传说。有天竺商人提及的“崇拜牛、猴、鼠、蛇等为神，任其游走市井，不捕不杀”；有北海（可能指波罗的海地区）胡商描述的“崇拜雷神、战神，以活人（通常是战俘）献祭，悬其头颅于圣树”；有海客传闻，东海之外有“三神山”，其上之人“餐霞饮露，长生不死”，或南方瘴疠之地有“巫蛊之术，能以咒法驱役鬼物、伤人于无形”。
这些信仰，在绝大多数唐人看来，或是愚昧无知（如崇拜动物），或是凶残暴虐（如活人祭祀），或是虚妄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