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袍口袋里的手机震了。是香港打来的，发行部门的陈启泰。“徐小姐，看到传真没？”陈启泰的声音很疲惫，显然也是一夜没睡。“看到了。”徐枫努力让声音平稳，“怎么会搞成这样？我们出发前...新闻发布会定在尖沙咀丽晶酒店的水晶厅，时间是次日午后三点。徐枫没穿西装，也没选什么隆重的礼服，只是一身素净的藏青色立领衬衫，袖口挽至小臂，露出线条利落的手腕。下身是条深灰直筒西裤，脚上一双哑光牛津鞋，擦得一尘不染。头发比往常短了些，鬓角剃得极干净，整个人像一把刚出鞘却未开锋的刀——不刺眼，却让人不敢直视。他提前四十分钟到场，没去后台休息室，而是绕着水晶厅走了一圈。灯光、机位、背景板、音响线路、记者席的排布……他边走边记，偶尔蹲下摸一摸地毯厚度，又抬头看看吊麦悬垂的角度。张国容跟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叠打印稿，几次想开口提醒“徐监制，流程表在这儿”，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人根本不需要流程表。他要的不是按部就班，而是掌控节奏。三点整，水晶厅门口涌进第一波记者。快门声如暴雨初歇，闪光灯噼啪炸响，白光刺得人睁不开眼。徐枫站在幕布前，双手插在裤袋里，微微仰着下颌，目光平静地扫过全场——没有回避，也不迎奉，只是看。像考古队员第一次踏入新发现的墓道，先辨方向，再识材质，最后才落脚。司齐没坐主位。他让出了正中央那把高背椅，自己斜坐在右侧第二排，膝上摊着本黑皮笔记本，笔尖悬在纸页上方半寸，迟迟未落。他早知道徐枫不会按常理出牌，但没想到，连“开场白”都省了。第一个发问的是《东方日报》的资深娱记老陈，五十出头，烟嗓沙哑，问题直扎要害：“徐先生，您在筹备会上说‘在座都是乐色’，请问这句话是否属实？您是否认为香港电影工业整体水准低于内地？”全场屏息。徐枫没接话筒。他往前踱了两步，离台沿更近了些，声音不高，却清晰传遍每个角落：“这句话我没说过。”老陈一愣，手里的录音笔差点滑落。“我原话是：‘论票房表现和奖项表现，在座的都是乐色。’”徐枫顿了顿，目光扫过前三排——鲁晓威低头翻文件，司齐指尖用力按着笔记本边缘，陈启泰正用拇指摩挲下巴，“这话有错吗？”没人应声。他轻轻笑了下，那笑意没达眼底：“陈总监去年监制的《猛龙过江续集》，票房三千七百万港币，刨去宣发成本，纯利不足八百万；司主管操盘的《胭脂劫》，上映十二天撤档，总票房四百二十万；陈导参与编剧的《江湖夜雨十年灯》，金像奖零提名，豆瓣评分5.3——这些数据，你们比我清楚。而我的《情书》，在日本票房一亿四千万美元；《白客帝国》全球票房六点八亿；《夜半敲门声》国内发行拷贝破纪录，盗版VHS卖到广州火车站地下通道都要加价三成。”他语速不疾不徐，像在念一份天气预报，可每个数字砸下来，都像一块冰棱坠地，清脆，冷硬，不容辩驳。“所以，当我说‘在座都是乐色’，不是贬低人格，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就市场结果与艺术成就而言，你们确实不如我。”他停顿三秒，环视全场，“这很丢脸吗？不。丢脸的是明知不如，还拒绝承认，甚至倒打一耙，把一句实话歪曲成狂妄宣言。”后排有人咳嗽了一声。徐枫没理会，转向老陈：“您刚才问我是否认为香港电影工业水准低于内地。我的回答是——不。香港电影工业曾是亚洲标杆，邵氏、嘉禾、新艺城鼎足而立时，东京、首尔的导演来港取经要排队。但标杆不是用来供着的，是拿来拆解、学习、超越的。今天，内地有《黄土地》《红高粱》，日本有《入殓师》原著，韩国开始拍《绿鱼》——而香港呢？还在拍《英雄本色2》《倩女幽魂3》。不是不能拍，是为什么不敢拍不一样的？”他忽然抬手，指向水晶厅穹顶垂下的水晶吊灯：“各位记者朋友，请看这盏灯。它由三百二十七颗水晶组成，每颗切割角度不同，但所有切面都朝向同一个光源——太阳。电影也一样。技术可以学，资金可以融，但光源只有一个：人心。《入殓师》写的不是死亡，是生者如何与死亡和解；不是职业，是尊严如何在最卑微处扎根。这种光源，不在胶片里，不在预算表上，而在编剧的笔尖、导演的取景框、演员的呼吸之间。”他语气渐沉：“有人说这题材太静、太闷、太不商业。可《秋天的童话》静不静？《阿飞正传》闷不闷？《重庆森林》商业不商业？观众不是傻子，他们厌倦了重复的枪战、滥情的吻戏、空洞的兄弟义气。他们渴望被看见——被真正看见。看见自己加班到凌晨的疲惫，看见母亲藏在搪瓷缸底的半块麦芽糖，看见父亲修自行车时手背上那道二十年没愈合的划痕。”会场静得能听见空调送风的微响。老陈喉结滚动，忽然问：“那您准备怎么说服张国容先生出演？”徐枫终于抬眼看向他，眼神锐利如刀：“我不需要说服他。我只需要让他相信，这个角色能让他在百年之后，墓碑上刻的不是‘香港巨星张国容’，而是‘大林的扮演者’。”全场哗然。张国容本人就坐在第三排右侧，闻言猛地抬头，手指无意识抠紧了座椅扶手。他身旁的陈启泰侧过脸，嘴唇翕动，无声说了两个字：疯子。徐枫却已转身走向舞台左侧，从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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