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等等吧，”他们说，“等雪真的化了再说。”
扎西等不了。
十月中旬，高温来袭。
不是热，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燥热。白天温度飙到三十度，晚上也降不下来。雪山融化速度加快，原本只有春天才化的冰，现在哗哗地往下流。
河水变得浑浊，不再是以前那种清亮的蓝白色，而是混着泥沙的灰黄。扎西去河边打水，发现水里漂着死鱼。一条，两条，三条——越来越多。
手机早就没信号了。日萨村本来就在信号盲区，以前偶尔还能蹭到边境飘来的微弱信号，但现在，什么也没有。那块太阳能充电板倒是还能用，但没有信号，手机就是一块砖头。
他没法求救，没法查消息，只能靠自己的眼睛看，靠自己的耳朵听。
牲畜喝了河水开始不对劲。先是拉肚子，然后发烧，然后站不起来。村里的老兽医扎西顿珠摇头说没见过这种病，不是瘟疫，不是中毒，就是水里的东西不对。
扎西想起直播里说过的——雪山融水里，有东西。
他再次挨家挨户地敲门。这一次，他的声音更大，更急：“不能再等了！水里有毒！牲畜喝了会死，人喝了也会死！”
有人信了。
最先动摇的是那些有孩子的家庭。年轻的母亲看着怀里发烧的孩子，看着村口那条浑浊的河，咬了咬牙：“走。”
然后是老人。不是他们想走，是孩子们要拉着他们走。老阿妈拉着扎西的手，眼泪汪汪：“我的牛羊怎么办？我养了十几年……”
扎西握着她的手：“阿妈，牛羊没了可以再养，人没了就没了。”
老阿妈哭得更厉害了，但还是点了头。
村长召集全村开会。破旧的村委会里挤满了人，有人站着，有人蹲着，有人靠在墙上。烟雾缭绕，咳嗽声此起彼伏。
“老弱妇孺先走。”村长说，声音沙哑，“青壮年留下，看守牲畜和房子。等第一批到了基地，再想办法回来接第二批。”
没人说话。过了很久，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我家三口人，我留下。我老婆带孩子走。”
又一个站起来：“我家也是。”
“我家也是。”
扎西也站起来：“我带我妈和我女儿走。到了基地，我马上想办法回来接你们。”
村长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他知道扎西是村里唯一在外面闯过的人。如果有一条路能通到那个“基地”，那一定是扎西踩出来的。
十月十七日，凌晨五点。天还没亮。
扎西背着背包，一手牵着女儿卓玛，一手扶着母亲，走出家门。背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袋糌粑、一把砍柴刀，还有那块他从华国带回来的旧手机——虽然没信号，但他说“万一到了有信号的地方呢”。
卓玛今年六岁，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揉着眼睛问：“爸爸，我们去哪儿？”
扎西说：“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卓玛又问：“那里有糖吃吗？”
扎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有。那里什么都有。”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房子。那房子她住了四十年，土坯墙，木头梁，屋顶上长满了草。她嫁给扎西父亲的时候住在这里，生扎西的时候住在这里，扎西父亲去世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现在，她要走了。
她转过身，跟着儿子，走向村口。
村口已经聚集了几十个人。老人、妇女、孩子，每个人都背着包，拎着袋子，牵着孩子。没有人说话，只有低低的抽泣声和偶尔的咳嗽声。
村长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一面红旗——那是扎西从华国带回来的，他在成都的工地上捡的，一直没舍得扔。他把红旗绑在一根木棍上，递给扎西：“拿着。到了基地，把它交给他们。告诉他们，这里还有人。”
扎西接过那面旗，手有些抖。
“走吧。”村长说，“路远，别耽搁。”
队伍出发了。扎西走在最前面，手里举着那面红旗。身后跟着几十个人，老的七八十，小的还在怀里抱着。他们沿着那条蜿蜒的山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身后，日萨村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晨雾里。
扎西没有回头。
从日萨村到最近的生存基地“永宁基地”，直线距离三百公里。但直线是画在地图上的，不是踩在脚下的。
他们要翻越三座雪山。
第一座山的北坡终年积雪。雪没过脚踝，没过膝盖，最深处能没过腰。扎西在前面踩路，每一步都要把脚从雪里拔出来，再踩进去，再拔出来。后面的人跟着他的脚印走，不敢偏离一步——偏离了，就可能踩进雪坑，整个人陷进去。
卓玛趴在扎西背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