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然后回道:“嗯,东京。”叶晨没有再说话,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把手里那支快抽完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然后他抬起头,看着刘奎,脸上又恢复了波澜不惊的表情。“赢了,这个讨厌的家伙走都走了,以后就不提他了,要不然也是给自己添堵。”刘奎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门关上后,屋里又只剩下叶晨一个人,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翻涌着那些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画面。一九四五年三月,东京,李梅。没有人比他更清楚,那场即将到来的烧烤盛宴意味着什么。那些从天而降的集束炸弹,那些装着凝固汽油的m69燃烧弹,那些像雨点一样落下来的,能在水面和墙壁上继续燃烧的火。334架b29轰炸机,2000吨燃烧弹,40平方公里的街区,26万栋建筑,一夜之间化为灰烬。10万个小鬼子葬身火海里,河水都被烧开了,铁轨也被烧化了,清理现场的时候,人都被烧成了一块一块的焦炭,蜷缩在路边的水沟里,蜷缩在防火池里,蜷缩在那些他们以为能救命的地方。而高彬一家居住的涩谷区,恰恰是那场火最烈的地方之一。叶晨睁开眼睛,望着天花板。他想起了高彬那张油腻的胖脸,想起他点头哈腰的样子,想起他在涩谷三郎面前挨耳光时连躲都不敢躲的怂样。叶晨不止一次地见过高彬的老婆,当初第一次在火车站和顾秋妍接头的时候,他老婆就在一旁。他们一家以为逃到东京就安全了,他们以为那些金条,那些古董,那些字画,能给他们买来下半辈子的安稳日子。他们以为隔着一片海,那些被他们害过的人,欠的债,做过的孽,就追不上他们了。痴心妄想!叶晨嘴角的冷笑更深了。这些人不知道的是,战火是没有国界的。那些从塞班岛和硫磺岛起飞的b29轰炸机,那些装着凝固汽油弹的轰炸机群,飞过太平洋,飞过日本列岛,把东京变成一片焦土的时候,没有什么涩谷区,什么明治神宫,什么高级住宅区可以幸免。在那场灾殃中,叶晨记得死了十多万人,他不清楚高彬会不会是那十万分之一。不过想在那样的乱象中独善其身,应该是妄想。也许他会在第一波轰炸里就被炸死,也许他会和那些挤在河水中避难的人一样,被活活煮死,也许他会在逃命的路上被倒塌的房子压住,烧成一块焦炭。他也有侥幸活下来的可能,但是叶晨心里很清楚,活下来的人比死了的更惨。他们失去了一切,房子,钱,亲人,活下去的勇气。他们会变成难民,挤在废墟边的窝棚里,靠配给的饭团过活,在每一个下雨天,疼得直不起腰,在每一个冬天冷得睡不着觉。叶晨站起身,走到了窗前,望着远处那片灰蒙蒙的天,用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说道:“老高,东京的春天很暖和,好好过,你现在是过一天少一天喽。”高彬抵达东京的时候,是二月的一个傍晚,从下关到东京的火车晚点了四个小时,他在站台上等了很久。腿肿得鞋都穿不进去了,站台上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注意他,也没人认识他。他穿着一件从哈城穿来的旧大衣,袖口磨得发白,领子油腻腻的,身上的那股味道连他自己都闻得见。伤口发炎了,后背那几道鞭痕肿得老高,手肘上的烫伤化了脓,纱布和肉粘在一起,撕下来的时候带下一层皮。高彬在奉天的时候找过大夫换药,大夫看了一眼,摇了摇头,说伤口太深了,得好好调养。然而他根本没时间在那里调养,鈤本人只给了他三天时间,让他离开满洲国,三天不走,后果自负。高彬站在东京站的月台上,看着那些穿西装、打领带、行色匆匆的本人。在哈城,他是特务科的副科长,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走在街上人人侧目的高彬,在这里,他什么都不是。他老婆来接站的时候,第一眼差点都没认出他来。这个女人站在出站口,入乡随俗地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和服,头发盘得整整齐齐,脸上还画着淡妆,像个大户人家的太太。她眼睛在人群里扫来扫去,扫了好几遍,才落到高彬的身上。“你……………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高彬老婆的声音变了,变得尖细了,带着一种连他都听不懂的口音。她说的是日语,夹杂着几个中文词,像一盘夹生的米饭。高彬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喉咙却像是堵着什么东西,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只是站在那里,佝偻着背,头发乱糟糟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有一道没愈合的伤疤。他老婆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然后眼眶红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你这是怎么了?啊?他们打你了?谁打的你?”高彬没有回答,他只是低着头,像一条被打怕了的老狗。回家的路上,他老婆一直在絮絮叨叨,说这边的邻居不好相处,说他们嫌华夏人脏,说他们背后被指着骂“支那人”,说上个月有雅库扎来收保护费,不给就打人,小舅子被打掉一颗牙。高彬听着,一句话也没说。他靠在车窗上,望着外面飞速后退的东京街景,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房子很矮,密密麻麻的挤在一起,像一堆堆的火柴盒。街上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费劲。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扯得到处都是,黑压压的,把天都遮住了。高彬忽然想起哈城,想起那条宽阔的大直街,想起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想起松花江边的斯大林公园。那些地方,他这辈子再也回不去了。高彬的家在一处小巷子里,两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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