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一个小院子。他老婆说,为了买这房子,把攒了好几年的积蓄都花光了。高彬走进去,看了一眼。墙是木板钉的,薄得能听见隔壁打呼噜,地板是榻榻米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响。院子里有一棵枯了的柿子树,歪歪斜斜地靠在墙上,像随时会倒。他老婆把他扶进屋,帮他脱了大衣。大衣一脫,他老婆整个人都愣住了,只见高彬的衬衫上全是血,粘在伤口上,撕都撕不下来,她捂着嘴,眼泪又掉下来了。“你怎么不在那边治治再回来?啊?你就这么一路熬过来的?”高彬没有说话,他坐在榻榻米上,低着头,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皮囊。养伤的这段日子很漫长,高彬他老婆每天给他换药,把那些化脓的伤口清洗干净,敷上药膏,缠上纱布。小舅子从黑市上弄来些消炎药,贵的要命,一小瓶抵得上一个月的米钱。高彬吃了药,躺着,等着,一天一天地熬。伤口慢慢结痂了,背上那几道鞭痕变成一条一条的疤,凸起来,像蚯蚓趴在背上。手肘上的烫伤也好了,但留下一大片疤,皱巴巴的,像被揉皱了的纸。高彬有时候会对着镜子看自己,看了半天,把衣服穿上,走到院子里,坐在那棵枯树下发呆。邻居们都知道这家人是从满洲国回来的,看他们的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恨,不是讨厌,是一种更冷的,更远的东西,就像在看一堆垃圾。高彬他老婆去买菜,菜贩子不卖给她,说支那人吃的米和日本人不一样。她去洗衣裳,洗衣店的人说她的衣裳脏,不接。小舅子在街上被几个年轻人堵住,问他是不是支那人?他说是,然后就被打了。牙又掉了一颗,满嘴是血地跑回来。高彬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枯树,一句话也没说。他老婆在屋里哭,哭完了出来,眼睛红红的,给他端来一碗粥。高彬接过粥,喝了一口,有些难以下咽。他想起自己在哈城的时候,作为特务科的科长,走在街上,没人敢多看他一眼,到了这儿,他连一碗粥都快喝不上了。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熬过去,到了三月,东京的春天来得早,院子里的枯树竟然冒出了几片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风中轻轻颤动。高彬的伤也好了大半,能走能动了,脸上的气色也好了些。他老婆说,你人瘦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他回答,瘦了好,瘦了精神。高彬偶尔也会开门出去走走,在街边站站看看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看看那些矮房子,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线。他对自己进行着洗脑,觉得自己应该适应这里,应该活下去,应该忘掉哈城的那些糟心事。他告诉自己,你已经退了,你安全了,你在这边有房子,有老婆,有孩子,你攒的那些钱够你吃一辈子了。叶晨说的对,留在满洲国的那些人,还不知道会等来什么样的结局呢,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了。高彬站在巷口,望着远处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咸的腥的像海风,又像是别的什么。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想知道。他转过身,走回家,推开门。老婆正在做饭,小舅子在屋子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日本歌,软绵绵的,听不出调,只能够感受出一丝诡谲。三月九号那天,天气很好,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暖洋洋的。高彬在院子里坐了一下午,看着那棵柿子树,看那些新长出来的叶子,看一只猫从墙头跳过去。当天晚上,他们吃了顿好的,老婆特意去买了鱼,做了一大锅味噌煮,还烫了一壶清酒。高彬喝了两杯,脸红了,话也多了。他说起在哈城的事,说起那些年抓过的人,办过的案,斗过的对手。他老婆听着,偶尔插一句,偶尔笑一下。这是他们到东京以来,最像样的一顿饭。然而,此时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将会是他们最后的一顿晚餐。吃完饭,高彬早早躺下了。他睡得很沉,还做了个梦,梦里他回到了哈城,站在松花江边,看着那条冻得结结实实的江面。阳光照在冰上,白得刺眼。他眯着眼睛,望着对岸,忽然看见一个人影。那个人影站在对岸,穿着大衣抽着烟,看不清脸。可即便如此,高彬也知道那是谁,他想喊,喊不出来,想跑,腿却迈不动步。他就那么站着,看着那个人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白光里。就在这时,高彬的耳边突然听到巨响。他猛地坐起身来,因为恍惚间他忽然听见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声音——飞机的轰鸣声,不是一架,是几百架,密密麻麻的从天边压过来,像蝗虫,像乌云,像世界末日。高彬光着脚跑到院子里,抬头往天上看。天是红的,不是晚霞的红,是火的红。整个东京的天都是红的,红得像被人泼了血。那些飞机从头顶飞过去,一架接一架黑压压的,把太阳都快遮住了。然后那些东西掉下来,不是炸弹,是火,一团一团的火,从天上掉下来,像流星,像烟花,像地狱里伸出来的手。高彬站在院子里,此刻浑身发抖。这个场景他再熟悉不过,当初在鞍山的时候,简直和眼下如出一辙。那时候他趴在一堵矮墙后面,看着那些火把整座城市烧成灰烬,现在竟然轮到东京了。高彬冲进屋里,一巴掌把老婆扇醒,怒吼道:“起来!快起来!跟我走!”他老婆此时迷迷糊糊的,还没反应过来。高彬又一巴掌扇在小舅子脸上。“快,往外跑!"他们一家子跑出巷子的时候,街上此时已经全是人了。那些人穿着凌乱的和服,光着脚抱着孩子,扶着老人,像一群被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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