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顶灯下泛着微光。汗珠顺着鬓角滑落，滴在胸前口袋露出的半截银杏叶书签上——叶脉清晰如血管，叶缘微微卷曲，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又像一张正徐徐展开的地图。此时此刻，在芝加哥南区某栋砖红色公寓楼的地下室里，凯西正把最后一袋有机堆肥倒进新砌的 raised bed。泥土松软湿润，混着腐叶与蚯蚓粪的气息。她直起腰，抹去额头汗水，望向窗外。暮色渐浓，街对面公立小学的操场上传来孩子们追逐的喧闹声，其中夹杂着一句稚嫩的中文：“老师说，我们的菜园，以后要叫‘守门人菜园’！”她笑着摇头，转身从工具箱底层取出一个铁皮盒，打开——里面整齐码放着三十七枚手工陶制徽章，每枚徽章背面都刻着不同名字：李卫国、王秀兰、胡建国……都是过去半年里，因各种原因被主流医疗系统“标记为低优先级”的南区居民。盒盖内侧，用蓝墨水写着一行小字：“第一批守门人，已就位。”而在千里之外的云南怒江峡谷深处，一座新建的村级卫生所屋顶上，太阳能板正静静吸收着最后的夕照。墙边新刷的标语尚未干透，墨色浓重：“小病不出村，大病有兜底，慢病有人管，防病有人宣。”风掠过山谷，卷起几张散落在地的A4纸——那是林默临行前留下的手写教案复印件，其中一页被风吹得翻转过来，露出背面密密麻麻的批注。最上方，是他用红笔圈出的一句话，字迹力透纸背：“所谓斩杀线，从来不是画在土地上的，而是画在人心上的。而人心最坚硬的部分，恰恰是它自己以为最柔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