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被父亲教训了，往往疼一会，恨一会，也就忘记了。因为小孩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人格和三观，父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父亲说这就是“父爱”，那么孩子虽然会感觉到有些疼...梅琳达挂断电话后，手指在玻璃茶几上轻轻敲了三下——这是她每次做重大决定前的习惯动作。窗外的阳光斜切进客厅，照在那幅刚从保险柜取出的毕加索《少女与鸽子》仿作上，画框边缘还沾着一点未干的松节油气味。她没看画，只盯着自己无名指上那枚钻石戒指的切面，光在里面碎成七道冷白的刺。“五十万？”她对着空气重复了一遍，声音轻得像在念咒语。银行代表还在隔壁房间等她签字，那份债券转让协议摊开在红木桌上，墨迹未干。她起身时裙摆扫过沙发扶手，带起一阵若有若无的雪松香——那是埃文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现在闻起来却像某种防腐剂。她走进洗手间，拧开水龙头，让水流声盖住一切。镜子里的女人三十出头，颧骨高而清晰，眼尾有两条极细的纹路，不是笑出来的，是常年绷紧下颌线留下的印记。她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方一道浅褐色旧疤——十七岁那年被父亲用皮带扣划的，当时她正把一叠伪造的奖学金申请表塞进邮筒。那年她靠那笔钱进了州立大学商学院，也第一次学会把谎言折成纸鹤，再蘸着唾液粘牢每一道边。手机在洗手台震了一下。是罗杰夫发来的加密短信，只有两个词：“已到账。速离。”她擦干手，把手机翻过来按灭屏幕，镜中倒影忽然晃动了一下——不是水汽，是她自己眨眼时睫毛投下的阴影。她突然想起三天前签离婚协议时，埃文递来钢笔的手在抖。那支派克金尖笔当时就搁在公证员面前，墨水瓶盖没拧紧，一滴蓝黑墨汁正沿着瓶身蜿蜒下滑，在实木桌面上洇开一小片不规则的云。“他以为我在心疼他。”她对着镜子说，声音比刚才更哑，“可我只是在数他手腕上那块表还有多少次心跳。”她回到客厅，拿起债券协议，钢笔悬在签名栏上方五厘米处停了三秒。笔尖渗出的墨珠终于坠落，在“梅琳达·贝尔”四个字旁边砸出芝麻大的黑点。她没擦，直接签下名字，力道重得几乎划破纸背。银行代表笑着收走文件时，她注意到对方左手小指缺了半截——去年联邦审计署突击检查某家信托公司时，三个经手人当场被带走，其中就包括这位姓哈特曼的客户经理。他现在出现在这里，绝不是巧合。“哈特曼先生，”她忽然开口，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协议右下角的骑缝章，“听说您上周刚陪格里格斯州检察长打完高尔夫？”哈特曼的笑容僵了半秒，随即更灿烂地展开：“梅琳达女士消息真灵通。不过检察长更爱打壁球，高尔夫只是……应付媒体的表演。”“表演需要道具。”她把一张折叠好的支票推过去，上面金额栏写着“捌万伍仟圆整”，“这够买三套新球衣，外加两瓶真正的苏格兰威士忌。”哈特曼收下支票的动作很自然，仿佛只是接过一杯咖啡。但当他转身去取公文包时，西装后摆掀开一角——腰带上别着个银色U盘，表面蚀刻着社会党党徽的微缩版图。梅琳达没看第二眼。她走到落地窗前，看着社区入口处那辆黑色SUV缓缓驶入。车窗贴着单向膜，但后视镜角度暴露了副驾上坐着的人：罗杰夫的私人助理，那个总戴着琥珀色眼镜的年轻人。他正在用平板电脑调取什么，屏幕反光映在他镜片上，像两片漂浮的、冰冷的湖。她忽然转身，抓起茶几上的电话拨号。听筒里传来三声忙音后接通，她压低声音：“告诉怀特先生，贝尔太太下午三点会去市立档案馆查离婚案卷宗——顺便帮他在B区地下室第三排第六架，取回他去年寄存在那里的‘蓝鸟’样本。”电话那头沉默了七秒。这不是犹豫，是确认信号是否被监听的标准延迟。“另外，”她补充道，指甲在话机塑料外壳上刮出细微声响，“告诉他，埃文书房暗格里那本《资本论》初版，第137页夹着的船运提单复印件，我已经烧了。但火盆里灰烬的排列方式……和他办公室保险柜密码锁的旋转顺序完全一致。”挂断电话，她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埃文昨天亲手交给她的“紧急备用金”——八张面额十万的现金支票，全部出自埃文名下三家离岸公司的户头。她抽出其中两张，在背面用铅笔写下地址：格里格斯州北湾港17号码头，锈蚀的“海鸥号”货轮舱底。这是埃文最后的退路，也是他以为只有自己知道的逃生通道。铅笔字迹在纸上留下浅灰色凹痕。她把信封塞进手袋夹层，又取出一张崭新的空白支票。钢笔悬停在收款人栏，墨水将滴未滴。窗外，黑色SUV已经停稳，车门打开，琥珀眼镜男踏出第一步时，皮鞋跟敲击路面的声音像秒针跳动。她落笔写下第一个字：“罗”。第二个字写到一半，钢笔突然漏墨，一团浓黑迅速吞噬“杰”字的下半部分。她没换笔，任由墨迹蔓延，直到整个收款人栏变成一片混沌的乌云。然后她撕下这张支票，揉成纸团，精准投进壁炉——那里早已堆满未燃尽的纸灰，最上层还压着半张烧了一半的结婚照。火苗“呼”地窜起，照片上埃文的笑容在橙红色火焰中扭曲、卷曲，最终化为一缕青烟，缠绕着壁炉上方那幅《少女与鸽子》仿作的画框。她走向衣帽间，取下挂在最里侧的鳄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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