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袋。拉链拉开时发出蛇类吐信般的嘶嘶声。里面静静躺着三样东西：一把黄铜钥匙（对应北湾港17号码头地下储物柜）、一枚银币（正面是联邦鹰徽，背面被磨平，刻着经纬度坐标）、以及一个微型录音笔——此刻正闪着微弱的红光，指示灯稳定得如同呼吸。楼下传来门铃声。不是警局那种短促的电子音，而是老式铜铃，悠长，带着金属特有的震颤余韵。她没去开门。而是站在穿衣镜前，将录音笔别进内衣肩带内侧。冰凉的金属触感让她想起十五年前在法学院模拟法庭上，她第一次用伪证击垮对手时，对方律师领带夹上那枚同样温度的蓝宝石。门铃又响了。这次更急，连续三声，像催命鼓点。她终于转身走向门口，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的声音规律得令人不安。握住黄铜门把手时，她忽然停住，侧耳听了听——门外除了脚步声，还有极其细微的电流嗡鸣。那是新型窃听器启动时，电磁场扰动空气产生的次声波。她嘴角向上扯了扯，这个弧度既不算笑，也不算怒，只是面部肌肉在特定频率震动下的自然反应。门开了。琥珀眼镜男站在门外，手里捧着个黑丝绒盒子。他身后三米处，两名穿深灰西装的男人呈扇形站立，右手都插在西装内袋里。其中一人左耳戴着几乎透明的骨传导耳机，正微微点头。“梅琳达女士，”眼镜男的声音像温热的蜂蜜，“罗杰夫先生让我转交这个。他说……这是您应得的‘定金’。”她没接盒子，目光越过他肩膀看向远处。社区主路上，一辆印着“格里格斯州立档案馆”字样的白色面包车正缓缓驶过，车窗玻璃映出她此刻的侧脸——苍白，平静，瞳孔深处却有两簇幽蓝火苗在无声燃烧。“告诉他，”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羽毛落地，“定金不用了。我要全额。”眼镜男的镜片闪过一道锐利反光：“罗杰夫先生说，全额需要您亲自去趟北湾港。”“好。”她点头，伸手接过丝绒盒。指尖与对方皮肤接触的刹那，她感觉到他小指内侧有道新鲜的刀痕——结痂边缘泛着粉红，是今早才划的。这种自残式标记，只在社会党内部“清道夫”执行高危任务时出现。她关上门，背靠门板站了三秒。然后走向厨房，打开冰箱冷冻室。寒气扑面而来，里面整齐码放着十二盒标着“有机蓝莓”的纸盒。她抽出最底层那盒，掀开内衬锡纸——下面没有蓝莓，只有一叠裁剪整齐的美元现钞，每张都是百元面额，厚度约三厘米。她数也没数，直接塞进鳄鱼皮手袋。拉链拉到三分之二时，忽然顿住。从冷冻室最里侧取出一个铁皮饼干盒，打开盒盖，里面静静躺着一部老式诺基亚手机。机身布满划痕，键盘缝隙里嵌着干涸的咖啡渍。这是埃文三年前用过的备用机，早就该报废了。她按下开机键。屏幕亮起，显示电量100%，信号格满格。通讯录里只有一个联系人，备注是“渡鸦”。手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她忽然想起昨夜埃文在警察局审讯室里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坐牢，你拿到的钱，够你买下半个北湾港。”当时她没回答。现在她按下了呼叫键。听筒里传来“嘟——嘟——”声，每一声都像凿子敲在神经末梢。当第七声响起时，一个沙哑的男声接起：“渡鸦。”“我是贝尔太太。”她报出身份，声音平稳得没有一丝波澜，“埃文的‘蓝鸟’计划失败了。但我拿到了‘灰鸽’密钥。”电话那头沉默了整整十秒。然后是纸张翻动的窸窣声，接着是打火机“咔哒”一声脆响。“灰鸽密钥在哪？”男人问。“在你昨天埋进东区墓园第三排第七座墓碑底座的铜管里。”她报出精确位置，语速快得像子弹上膛，“但铜管被雨水泡胀了，我需要用乙炔枪切割。给你三小时。”“成交。”男人说，“但我要先验货。”“验货可以。”她微笑起来，这次是真的笑了，眼角细纹舒展如花瓣，“不过得在北湾港17号码头。我要亲眼看着‘海鸥号’的舱门打开——里面那批货，得是真货。”挂断电话，她把诺基亚塞回饼干盒，连同冷冻室里的所有蓝莓纸盒一起，推进冰箱最深处。然后她拿起手机，拨通另一个号码。“哈特曼先生，”她语气温柔得像在谈论天气，“能帮我预约明天上午十点，见一下州检察长吗？就说……贝尔太太有关于社会党竞选资金流向的重要证词。”窗外，那辆白色档案馆面包车已停在街对面。车门打开，下来个戴草帽的女人，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档案盒。她抬头望向梅琳达所在的窗口，草帽边缘的阴影里，嘴角正缓缓上扬。梅琳达放下手机，走向书房。埃文那本《资本论》初版还躺在书桌上，书页摊开在137页。她抽出一张便签纸，用钢笔在上面写下：“火盆灰烬的排列，是你们保险柜密码的第一层解码。但第二层……得用我烧掉的那张结婚照背面，用紫外线灯才能看见。”她把便签纸夹进书页，合上书本。然后走向保险柜——埃文以为只有自己知道密码，却忘了他们结婚七年，每周三晚上她都会替他擦拭那枚红宝石戒指。戒指内圈刻着一行微雕字母：R-o-J-E-R-F-1984。而保险柜密码锁的四位数字，正是罗杰夫出生年份的后四位。她输入“1984”。柜门弹开。里面没有现金，没有珠宝，只有一份文件袋。封口处盖着埃文的私人火漆印，图案是一只展翅的鹰——鹰爪下抓着的不是蛇，而是一条断裂的锁链。她撕开封口，抽出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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