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正在抢救。”王磊眼皮跳了一下：“哦……这个，医院那边可能还没准备好接待。”“不用准备，”贺时年微笑，“我们自己进去看。”一行人下楼。王磊快走两步拉开越野车后门，贺时年却径直走向吕振国那辆挂着公安牌照的SUV：“吕支队，搭个便车？”吕振国会意，笑着拉开车门。王磊僵在原地，喉结滚动，终究没跟上来。县医院住院部三楼神经外科监护室外，走廊弥漫着浓重消毒水味。两名穿黑西装的男人守在ICU门前，见吕振国下车立刻挺直腰背，其中一人耳麦闪着微光。吕振国佯装系鞋带，指尖飞快划过手机屏幕，调出州局内部协查通报——这两人，正是东华建投派驻勒武县的“安全顾问”，实为省厅备案的涉黑线索重点监控对象。贺时年没进监护室，只隔着玻璃看了眼病床上缠满绷带的年轻人。床头卡写着：张卫国，42岁，原勒武化肥厂钳工。诊断栏赫然印着“开放性颅脑损伤，右侧顶骨粉碎性骨折”，而手术同意书上家属签字栏，龙飞凤舞签着“张卫国”三个字。“吕支队，”贺时年低声道，“把张卫国的原始病历调出来。我要看他入院时的CT影像，特别是额叶部位。”吕振国点头，转身拨通州局技侦科电话。五分钟后，他递来平板电脑。影像图上，张卫国右顶骨裂缝清晰可见，但左侧额叶皮层却有一处直径两厘米的规则圆形阴影——边缘锐利如刀刻，绝非外伤所致。“这是……”周维平凑近。“微型遥控植入式神经刺激器。”吕振国声音发紧，“去年公安部通报过，境外团伙用这种设备操控吸毒人员实施盗窃。但张卫国……”贺时年凝视屏幕，忽然想起什么，掏出手机翻出一张旧照——那是五年前他在勒武县调研时拍的合影，背景是化肥厂老车间。照片里，年轻的张卫国站在人群后排，正指着墙上一张泛黄的奖状笑，奖状标题是《勒武县技术革新能手》。“他不是瘾君子。”贺时年收起手机，语气冰凉，“他是被人按在手术台上，装了开关的活体证人。”回程路上，越野车驶过东开区工地外围。巨型围挡上喷着鲜红标语：“打造东华产城融合新地标”。围挡底部，新鲜泥浆裹着半截锈蚀的化肥厂管道裸露在外，管壁依稀可见“勒武化肥·1987”字样。贺时年让司机停车，俯身拾起一块碎砖——断面渗出暗红色水渍，凑近嗅闻，有淡淡的硫磺与铁锈混合的腥气。“土壤改良剂里掺了赤铁矿粉。”陈砚秋蹲下检查，“为掩盖重金属污染，用高浓度铁离子干扰检测设备读数。可他们忘了，真正的污染会顺着地下管网，流向下游。”暮色渐浓时，车队停在县殡仪馆后巷。此处没有迎接队伍，只有辆破旧金杯面包车歪斜停着，车窗贴着黑膜。王磊早已不见踪影。贺时年推开殡仪馆侧门。冷藏室内温度刺骨，三具蒙白布的遗体并排停放。他掀开第一具白布——死者约五十岁，面部肿胀发紫，颈侧有明显掐痕。第二具布下是位中年妇女，左手无名指戴着褪色银戒，腹腔位置白布洇开大片暗褐。第三具最年轻，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鬓角别着干枯的野菊花。“李国栋，王秀兰，赵小雨。”贺时年念出名牌上的名字，声音在冷库嗡嗡回荡，“下岗名单里，李国栋是车间安全员，王秀兰是化验室技术员，赵小雨是厂子弟学校老师。他们不是闹事者，是当年反对化肥厂搬迁的签名发起人。”陈砚秋打开随身公文包，取出三份泛黄的旧材料：二〇一三年勒武县国企改革听证会签到表、二〇一四年县环保局关于化肥厂地块环评的不予公开决定书、二〇一五年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其中一页被红笔圈出：“原则同意东开区项目选址方案，历史遗留问题由县政法委牵头妥善化解”。“妥善化解”四个字旁，另有一行小字批注，墨迹已淡，却仍可辨认：“祁同军同志反映情况属实，但时机敏感，建议缓处。——汤鼎”。贺时年将三份文件放回死者胸前，白布重新覆上。走出冷库时，他忽觉左手小指一阵尖锐刺痛——低头看，一枚细如发丝的金属倒钩不知何时扎进皮肉，钩尖闪烁幽蓝微光。他缓缓拔出，指尖沁出血珠，混着某种甜腥气息。宗启良急忙递上酒精棉，却被贺时年抬手拦住。他凝视那枚染血的倒钩，忽然笑了：“旧锡帮的规矩，给贵客备‘见面礼’。可惜……他们忘了，我当年在勒武县禁毒大队挂职时，亲手拆过十七颗同型号的纳米级追踪器。”夜风卷起殡仪馆檐角铜铃，叮当，叮当。贺时年望向远处东开区方向。那里灯火辉煌，塔吊臂如巨兽獠牙刺向星空，而脚下土地深处，化肥厂废弃的酸碱池正无声渗漏，将整片大地浸成锈红色。他掏出手机，拨通狄璇号码，只说一句：“狄书记，麻烦您明早八点，以州纪委书记身份，亲自来勒武县宣布一项决定。”挂断后，他抬头望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露出半轮清冷残月——恰似一把出鞘未尽的弯刀，寒光凛凛，悬于东华州苍茫山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