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李琮望着桌案上堆积如山的文书、图纸和预算册，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压力。筹建“南海水师”的旨意已下，千斤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不仅仅是建造几艘船、招募几千水手那么简单，它关乎帝国未来的海权，也关乎他自身储位的稳固。
困难接踵而至。首先是资金，尽管魏王李意从西域拨付了一笔款项，内帑也出了大头，但面对建造大型战舰、修筑海军基地、维持常备水师的巨额开销，户部依然叫苦不迭，不断要求削减规模，延缓进度。
其次是技术和人才。能建造千石海鹘的工匠已是难得，而要建造更大、更坚固、更适合远海作战的战舰，则需要更高级的技艺。工部派来的官员大多熟悉内河船只，对深海巨舰的设计和抗风浪结构知之甚少。水师将领更是稀缺，张岱已是难得的将才，但要统领一支未来规模庞大的舰队，仍需更多能够独当一面的指挥官。
“殿下，依老臣看，不如先建造十艘‘海龙级’战舰，辅以二十艘‘海鲨级’快船，先成军威慑，再图扩充。”工部侍郎小心翼翼地建议，这已是目前技术和财力所能支撑的极限方案。
李琮沉吟不语。他知道这已是保守派能接受的底线，但仅凭三十艘战舰，想要在广袤的南海与潜在的对手争锋，无异于杯水车薪。
“不，”李琮最终摇头，目光坚定，“父皇志在寰宇，海权不可或缺。三十艘太少！至少要建造二十艘‘海龙’，四十艘‘海鲨’，并配备相应的补给、巡逻船只！资金不足，本宫亲自去向父皇陈情，再想办法从岭南市舶司未来的收益中抵押借贷！技术不够，就悬赏招募！张贴皇榜，凡有能改进海船设计、提高航行速度、增强作战效能者，不论出身，赏千金，授官职！人才不足，就从现有水师、甚至民间善于操舟弄潮者中破格提拔，送往登州、乃至东洲去学习历练！”
他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魄力。一方面，他联合与官方合作的部分岭南豪商，以其商号未来收益为担保，向其他观望的商号发行了一种名为“海贸债”的凭证，筹集到了一笔可观的民间资金。另一方面，他力排众议，启用了几名在民间颇有声望、但对官场规矩不甚了解的造船大匠，给予他们极高的自主权和资源，专门攻关大型战舰的建造难题。
广州城外最大的船坞顿时忙碌起来，锯木声、夯土声、号子声日夜不息。太子李琮几乎每天都泡在船厂和兵营，亲自督促进度，协调各方。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中却多了几分以往在长安东宫难得一见的坚毅与果决。帝国的第一支远洋水师，就在他的全力推动下，艰难地孕育着。
与此同时，滞留室利佛逝巨港的张岱，也在积极破局。
他举办的“唐货品鉴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当流光溢彩的苏杭丝绸、温润如玉的景德镇瓷器、清香馥郁的江南茶叶，以及锋利精良的唐刀铁器陈列出来时，整个巨港的贵族和商人都为之轰动。尤其是张岱采取了“限量低价体验”和“大宗订单优惠”的组合策略，迅速吸引了大批中间商和本土小商人。
阿拉伯商人试图以更低价格倾销类似商品，但大唐货物的品质和种类优势明显，且张岱背后代表着的是一个庞大帝国的持续供应能力，这是阿拉伯商人难以比拟的。更关键的是，张岱通过暗中接触，成功拉拢了室利佛逝国内一位手握兵权、且对阿拉伯商人长期把持香料贸易不满的亲王。
这位亲王看到了与大唐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和潜在的政治支持，开始在国王面前极力主张与大唐通商。加之张岱的船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武力威慑，那些隐藏在岛屿背后的阿拉伯武装船队见无机可乘，也不敢轻易发动攻击。
内外交困之下，室利佛逝国王的态度终于松动。他同意大唐在巨港设立一个规模有限的商站，并给予大唐商船与阿拉伯商船同等的贸易待遇。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大唐的旗帜，终于在这南海重要的交通枢纽插下了一颗钉子。张岱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的争夺必将更加激烈。他留下部分人员和船只驻守商站，自己则率领主力船队，携带着与室利佛逝签订的贸易协议和大量采购的香料、珍宝，踏上了返航的归途。他要亲自向太子和陛下禀报南海详情，并为即将成军的“南海水师”争取更多的支持。
东洲，唐城。
刘仁轨推行的融合政策，在经历初期的阵痛后，开始显现出一些积极的效果。“乡老会”的设立，使得土人有了表达诉求的渠道，几起土地纠纷在乡老调解下得以和平解决，缓和了部分矛盾。“蒙学”的强制推行，虽然起初遭到一些唐人家庭的抵触，但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学会土语后能更容易地与土着伙伴交流、甚至能从土着长者那里学到珍贵的丛林知识和草药辨识技巧时，抵触情绪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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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猛与阿兰更是成为了融合的典范。他们经常抱着咿呀学语的韩承业，走访各个部落，参加他们的节日庆典，尊重他们的习俗。阿兰以都督夫人的身份，积极推广由《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