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他说：“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能说“因为你的敲门声会打开墙上的一扇门”，我不能说“因为那个在卧室里等你的不是我”，我不能说“因为我已经分不清我是谁了”。这些话说出来像疯话，但他沉默地等着，等一个答案。
“你先别进去，”我说，尽量让声音平稳下来，“你在楼下等我，我马上回来。”
“你在外面？”他的声音里有了困惑，“你不是说在家吗？”
我闭了闭眼。“我骗了你。我不在家。但现在别进去，求你，等我回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久到我开始想象他已经走上楼梯、站在门口、举起手来。然后他说：“好。我在楼下等你。”
我挂了电话，开始往回跑。建设路到我家，打车要四十分钟，跑步要一个多小时。我没有车，没有共享单车，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但我必须在他改变主意之前赶回去。我跑过一条又一条街，肺像被人攥住了，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跑了大概二十分钟，我忽然停下来。
不对。
他说他“到楼下了”。他从机场打车回家，正常路线不会经过建设路。他应该直接到家，而我还在建设路。他到了，我还没到，这是正常的。但有一个问题——他说卧室的灯亮着。
我出门的时候关了所有的灯。我记得很清楚，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整个屋子是暗的。我没有开过卧室的灯。如果现在卧室的灯亮着，那不是我开的，也不是他开的。是那个东西开的。
它在等我回去。它在等他敲门。
我又开始跑。跑到第三十分钟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这次不是电话，是一条语音消息。我一边跑一边点开，把手机贴在耳边。
语音里是他的声音，但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她出来了。”
我停下来。
“谁出来了？”我回了一条语音，声音在发抖。
他的回复很快，像是一直在打字：“窗户里那个人。她站到窗户前面了。她在看我。”
我抬起头，看向远方家的方向。十几公里外，那栋楼的轮廓在夜色里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看不见那扇窗户，看不见那个站在窗前的人影。但我知道她站在那里，穿着灰色的家居T恤，右手中指上有一道疤。她在等我老公敲门，等那个声音把墙上的门打开。
然后她就可以出来了。不是从窗户里，是从那面墙里。站在窗前的那个人，只是一个影子，一个诱饵，一个让他站在那里不要走开的信号。
“别看她，”我说，“你走开，去小区门口等我，别站在楼下。”
“她不是在看我，”他的声音更轻了，轻到几乎听不见，“她在看门。她在看卧室的门。”
我闭上了眼。我能想象那个画面——她站在窗前，头微微侧着，目光穿过客厅、穿过走廊、落在卧室的门上。她在等那个声音。那个由他的手指发出的、两下清脆的敲击声。
“我上去。”他说。
“不行！”
“她一直在看我，我得上去看看——”
“你听我说！”我几乎是吼出来的，“那不是我！窗户里的人不是我！我在外面，我在建设路，我在跑回来。你看到的那个东西不是我。你不要进去，不要敲门，不要——”
“不要敲门？”他打断了我。
“对，不要敲门。”
“可是，”他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很慢，很平，像在念一段早已写好的台词，“我已经在卧室里了。”
我的手一松，手机差点掉在地上。
“你说你在楼下——”
“我骗了你。”他说，声音还是那样平，“我在卧室里。我一直都在卧室里。”
我的脚步慢下来，最后停在了马路中间。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我看不见的黑暗里。
“你不在家，”他说，“但卧室里有一个人。她躺在床上，侧躺着，面朝窗户。被子盖到肩膀。她的呼吸很慢，像在睡觉。但她没有睡。她的眼睛是睁着的。”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她的眼睛一直在看我，”他说，“从我进来的那一刻起，她就在看我。她的眼珠不动，但她在看我。我知道她在看我。”
“你敲了门吗？”我问，声音干得像砂纸。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没有，”他说，“门是开着的。”
门是开着的。
我出门的时候，卧室的门是关着的。我记得很清楚，我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尽头的门是关着的。如果现在是开着的，那不是他打开的。是它打开的。那扇门开了，卧室的门也开了。墙上的门和现实的门同时打开，中间那条走廊——那条每次替换时我走过的那条走廊——已经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