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大林站在合作社院里，看着社员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件事——佐藤教授昨天又来信了，信里除了谈订单，还提到了他父亲当年的考察笔记，说有些内容可能对合作社的生态保护有帮助，问能否寄一份详细的复印件过来。
“曹主任，县里电话！”王经理在办公室门口喊。
曹大林快步走过去，接起电话。是省外事办张建国打来的：“曹大林同志，佐藤教授通过外事渠道正式提出请求，想把他父亲当年的考察笔记完整复印件捐赠给你们合作社，作为学术交流。省里同意了，但有个条件——笔记内容涉及历史，你们要正确看待。”
“张同志，我明白，”曹大林说，“历史是历史，今天是今天。佐藤教授是学者，我们是农民，我们只关心对保护山林有用的知识。”
“好，你有这个认识就好，”张建国说，“笔记复印件这两天就寄过去，你们接收一下。另外，佐藤教授可能还会来中国，到时候可能还要去你们那儿。”
“随时欢迎。”
挂了电话，曹大林心里有些复杂。佐藤教授的父亲是战前来的中国，那时候东北还在日本人控制下。那段历史，山里老人都记得，吴炮手的父亲就是被日本兵打死的。但佐藤教授是学者，是真心帮助合作社的，该怎么对待？
他去找吴炮手。老人正在参园除草，蹲在地里，一株一株地仔细拔草。
“吴叔，歇会儿。”曹大林递过水壶。
吴炮手接过，喝了几口，抹抹嘴：“有事？”
曹大林把佐藤教授的事说了。吴炮手沉默了一会儿，说：“大林，这事得分开看。他爹是他爹，他是他。他爹要是干过坏事，那是他爹的事；他要是好人，咱们就当好人对待。”
“可他爹的笔记……”
“笔记是死的，人是活的，”吴炮手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笔记要是对咱们有用，就看；要是没用，就收着。但有一条：不能忘本。咱们是中国人，长白山是中国的山，这个根不能忘。”
这话实在。曹大林心里有底了。
六月八号，包裹到了。很大一个纸箱，沉甸甸的。曹大林打开，里面是十几本笔记的复印件，用牛皮纸包着，还有一封信。
信是佐藤教授写的：
“曹先生：这是我父亲佐藤正雄1934年至1937年在满洲（注：中国东北）进行地质考察时的笔记复印件。笔记中除了地质内容，还有大量关于动植物、气候、民俗的记录。我父亲是学者，不是军人，他的笔记是纯粹的学术记录。希望对你们的生态保护工作有帮助。另，我已申请今年九月再次访华，届时希望能再见。佐藤一郎。”
曹大林翻开一本笔记。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清晰，是日文，夹杂着汉字。有很多手绘图：岩石剖面、植物标本、动物素描……画得很精细。
他看不懂日文，但那些图能看懂。有一页画的是长白山的人参，标注着“オタネニンジン”（御种人参），详细画了根、茎、叶、花、果，还有生长环境的素描。
“赵木匠，你来一下。”曹大林喊。
赵木匠过来，看了看图：“画得真细！比咱们自己画的强多了。”
“你看这些图，对咱们种参有没有用？”
“有用！”赵木匠指着人参图，“你看这，标注了不同生长阶段的特征，还有土壤成分分析。咱们就知道人参喜欢什么样的土了。”
曹大林又翻了几页，看到一幅动物图：画的是猞猁，标注着“ヤマネコ”（山猫），详细记录了它的习性、食性、活动范围。
“吴叔，您看这个。”
吴炮手看了，点头：“准！猞猁就喜欢住石缝，吃兔子、松鸡，活动范围大概十平方公里。这日本人观察得挺细。”
笔记里还有很多珍贵记录：不同季节的植物变化，动物的迁徙路线，气候对生态的影响……虽然是五十年前的记录，但很多规律至今适用。
“这些笔记，是宝贝，”曹大林决定，“咱们要好好用。但用之前，得让大家都知道它的来历。”
六月十号，合作社开全体社员大会。曹大林把笔记复印件摆出来，把事情前因后果说清楚。
“这些笔记，是日本学者佐藤正雄五十年前在咱们长白山考察时记的。他儿子佐藤教授现在捐给咱们，希望对咱们的生态保护有帮助。”曹大林看着大家，“我知道，一提日本人，大家心里不舒服。那段历史，咱们不能忘。但这些东西是知识，知识没有国界。咱们要用它来保护咱们的山，让它发挥好作用。”
会场上沉默了一会儿。老社员们表情复杂，年轻社员们则好奇地看着那些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