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左良玉在陕州被江瀚逼退，这次他可算是出了口恶气。
而另一部的陈永福，率领着三千饥疲交加的士兵，在郧阳深山里与起义军数次交锋，将其一一击溃。
然而，后方辽兵却在吃喝玩乐，甚至友军也在抱怨观望。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艰苦的战斗环境，使得前线明军士兵开始大量逃亡。
终于，积压的怨气彻底爆发。
副将王进忠的部队，在三峡口一带搜山时哗变了！
对于这次哗变，卢象升其实心里早有预料。
他得知消息后，并没有采取高压手段，而是立刻亲自前去安抚。
他对王进忠部好生勉励一番，并当场下令他们停止追剿，退出山区休整。
得到了理解和承诺，王进忠部的情绪才渐渐平息，兵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可事情虽然压下去了，但卢象升心心念念的剿贼大计，也就被搁置了下来。
深山里的高迎祥等人，再次获得了喘息之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
此时河南多地突然下起了冰雹，导致庄稼尽毁，一场大饥荒已经不可避免。
河南本是卢象升大军重要的粮饷补给地，此次灾害一出，前线的明军立马就断了粮。
而分封洛阳的福王朱常洵，府库堆积如山，却对军队缺粮和百姓饥荒视若无睹。
任凭卢象升写信怎么陈述利害，朱常洵仍旧是一毛不拔。
卢象升虽然是七省总理，但面对这位朱家王爷，皇帝叔父，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明军来说，有粮饷和没粮饷是两码事，一旦缺银少粮，军心就开始不可避免的动摇起来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卢象升只能奏报京师，极力向崇祯陈述入山搜剿的困难，请求他宽限些时日。
后世很多人谈到卢象升时，总说他差点就把农民军给剿灭了。
假如不是清军入关，大明早就把这群流寇给消灭了。
农民军能够坐大，一切责任都要来自后金，大明没有丝毫责任。
然而实际上，这却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给明朝贴金的观点。
这种观点说出来，就连卢象升自己都不信。
就拿卢象升给朱由检疏牍里的原话来说：
他认为，“大寇俱遁秦楚万山中，贼出没无端，若奋勤穷追，何地可歇？”
然后谈到粮草时，他又说：
“万兵入山，须万人肩运，即贼不出，而同归于尽也。”
“马不能进，人苦于登，日行三四十里.本色粮无从运，折色粮无所用。”
卢象升疏牍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剿贼战事前景的悲观看法。
什么军事问题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问题、粮草的问题。
在交通条件差的古代，以日行三四十里的速度在秦楚万山之中去找农民军，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卢象升确实是对付农民军的一把好手，但他终究只是治标不治本。
消灭一个高迎祥，李自成，还会有千千万万个“王迎祥、张自成”站出来。
可以说，在崇祯五年到九年这段时间里，完全是农民军在独立面对整个大明王朝的围剿。
后金则是捡了大便宜，在这几年闷头发展。
皇太极在范文程等人的建议下，进一步优化了内部的权力结构。
还顺便收拾了蒙古和朝鲜，将周边的威胁一扫而空。
面对困局，卢象升终于想起了他的一位同僚——手握重兵、负责西北战事的五省总督洪承畴。
他上任五省总理时，洪承畴没说话；他上任七省总理时，洪承畴也没说话。
此刻，山穷水尽的卢象升提笔给洪承畴写了一封长信。
卢象升在信中大倒苦水：
“.闯献二逆自滁州溃败，本已势穷力蹙，弟不揣冒昧，驱师穷追不舍，于七顶山复重创之，高逆精锐殆尽，仅以残部逃遁。”
“弟星夜布置，欲锁贼于汉北，毕其功于一役；本赖将士用命，时机已在掌握。”
“孰料，天不遂人愿，**尤烈于贼湖广抚臣王梦尹、郧抚宋祖舜，竟视军令如无物，汉江千里，空无一兵.”
“高逆残寇得以从容偷渡，再入郧襄深山每思及此，五内俱焚，朝廷设官分职，竟至于此，夫复何言？！”
“.而后又有辽兵祖宽部骄横日甚，目无纲纪”
“再加河南突遭冰雹，禾稼尽毁洛阳福藩，仓廪充实，然.”
“唉！天潢贵胄，岂知前线将士枵腹之苦？”
卢象升这封信可谓是字字泣血，充满了愤慨与无奈。
愤恨下，卢象升甚至腹诽起了朝廷政策，内地藩王。
当洪承畴接到这封信件时，他却没多说什么，只是走到窗前，看着庭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