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信中，他不仅详述了邓玘来访的经过、其麾下川军的悲惨境况、以及邓玘言语间流露出的怨望和求助；
同时他也在末尾，着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邓玘及其部众军心涣散，生存压力极大，再加上思乡心切，导致这部明军对朝廷离心离德，有拉拢策反的可能。
恳请汉王定夺。
用火漆仔细封好密信后，邓阳召来心腹，并令其趁夜立刻出发，经米仓道送往成都，面呈汉王。
而几乎是同一时间，被困在石泉县城里的高迎祥，也往成都送出了一封密信。
高迎祥很无奈，他原本计划从附近的荔枝道南下入川，但城外却偏偏驻扎了一支明军，挡住了他的退路。
黑水峪一战后，孙传庭的精心伏击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让他变得畏手畏脚。
尤其是城下这部明军，每天只会朝城头上放两炮，毫无战意。
可明军越是故弄玄虚，高迎祥心里就越没底，生怕出城再遭到明军埋伏，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万般无奈下，高迎祥也只好亲自提笔写信，向江瀚求援。
他的意思，是想江瀚出兵佯攻，吸引明军注意，好让自己趁机溜走。
就这样，两波信使一前一后，沿着米仓古道悄然南下，进入了保宁府地界，星夜兼程赶往成都府。
此时，时间已经进入了深秋。
四川各个府县的秋收工作基本已经结束，田野间只剩下一片宁静。
而整个四川上下，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最后一件大事上——秋闱。
与之前在保宁府举行的、带有临时性质的考试不同。
这次秋闱，是江瀚立制后举行的全省范围的大考，旨在从生员中选拔举人。
按照学部主事王承弼制定的章程，秋闱定在了九月十日。
而且数月前，各州县已经下发通知，明确考试范围并给出了参考书目。
其中大量加入了像《农政全书》、《齐民要术》、《九章算术》等实用学问。
这段时间里，四川境内有意仕途的学子们，无一不卯足了劲，日夜钻研这些对他们颇为陌生的“杂书”。
这次参加考试的，不仅有秀才，而且还包括了一批大明的举人。
这些举人需要通过这场考试，才能将身份从“大明举人”转变为“新科举人”。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一步参加来年的春闱会试，考取进士功名。
然而，与报考的秀才数量相比，参加这次秋闱的举人却少得可怜。
除了一些老顽固之外，这次四川省内参加乡试的举人仅有二十一位，而秀才则有三千八百余人。
造成这种悬殊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乡试和院试难度不同外，战乱造成的影响也很大。
尤其是此前席卷川中的“除五蠹”运动，更是从物理意义上消灭了一批大明的举人。
所谓“五蠹”，其中重要一蠹便是“学蠹”，即那些倚仗功名特权、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士绅。
举人，作为官绅与平民的实际分界线，享受的优免特权远胜秀才。
有明一代，举人可免除均徭、民壮、驿传等重役及其相关费用。
虽然理论上仍然需缴纳田赋，但绝大多数举人都会通过“诡寄”（将田产寄于他人名下）、“花分”（将田产分散登记以低于起征点）等手段进行规避。
再加上包揽诉讼、接受投献土地等，一个举人的年收入可高达数百两、上千两银子。
因此，在之前轰轰烈烈的“除五蠹”运动中，四川各地的举人老爷们几乎都成了重点清算的对象。
不是被愤怒的百姓们捣毁宅院、抄家灭族，就是被罚没田产家财，一夜之间跌落云端，任其自生自灭。
甚至后来，一些相对清白的举人、秀才之家也受到了波及。
虽然后来江瀚及时叫停了这场运动，但造成的恐惧和隔阂已然形成。
不少幸存下来的，或者其他州县听说此事举人和秀才，都对江瀚的新政权充满了疑虑、恐惧甚至是敌视。
所以这次秋闱，整个四川报名参加考试的举人和秀才，只有不到四千人。
而对于这种局面，江瀚也并没有太在意。
在他眼中，这些旧式文人大多思想僵化，除八股制艺外别无长处，本就是急待淘汰的对象。
一些老顽固，更是要被扫进故纸堆的垃圾。
他所寄予厚望的，正是在成都西郊新设立的“天府书院”。
那里推行的，是他精心规划的新式教育体系，强调儒学为体，实学为用，这才是未来的教育模式。
只要书院第一期试点成功，他便会下令在全川推广，逐步取代旧的儒学教育体系。
并且，对于这次秋闱，江瀚不仅更换了考试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