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他们是被生生按回来的。不是因为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国际舆论。而是因为，哪怕花旗财大气粗，他们也经不起这样的消耗了。
金城和文登里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账单已经递到了五角大楼的案头。每一辆被击毁的坦克，每一具裹着裹尸袋运回本土的尸体，都在无声地提醒着这场战争的代价。
将目光拉远一些，从志愿军入朝算起——第一次战役，歼敌一万五千；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万岁军”一战成名，重创陆战一师，歼敌三万六千；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歼敌一万九千；第四次战役，汉江南岸血战不退，横城反击战凌厉如刀，歼敌七万八千；第五次战役，战线最终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双方转入战略对峙，歼敌八万二千。
五次战役打完，联合军拢共折损二十三万余人。这已经是足以让任何一个国家为之震动的数字。
可谁能想到，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自八月起，到十一月结束：Fleet将军接手后，连续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金城绞杀战”。短短四个月，志愿军歼敌十五万七千！
没错，这几仗打得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很疼。金城方向九千六百人的伤亡，文登里山谷里的殊死搏杀，每一寸阵地都是用血换来的。可花旗大兵自身更不好受。
那些冰冷的伤亡数字，对于花旗国内而言，却是另一番滋味。
二战已经结束了。珍珠港的仇报了，法西斯垮台了，花旗大兵们本该脱下军装，回到家乡的工厂、农场和写字楼里。
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地理普遍不好的花旗人而言，并不重要。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民众看了也只是一声叹息。
同情是有的，但真要轮到自己的亲人被送上那片陌生的土地，甚至装进黑色的运尸袋回来，他们的“博爱”便迅速冷却了。
没有人愿意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源源不断地送上自己儿子的性命。
Ridgway深知这一点。他站在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标注着红色箭头的进攻方向，沉默了很久。
他明白，再打下去，就不好收场了。不是打不赢，而是打赢了也收不回来。政治上的成本，民意上的反噬，远比战场上多丢几块阵地更可怕。
而更让他心烦的，是那个新调来部下。
Fleet将军。每每都有大计划，每每都调集了空前的火力、坦克、飞机，每一次都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这次一定能劈开防线”。
可结果呢？金城碰了一头血，文登里丢了几十辆坦克，秋季攻势打下来，战线几乎没怎么动，伤亡数字却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往上蹿。
赔了夫人又折兵。Ridgway在心里默默念着林译曾告诉他的这句话，没有说出口。
但那份不满，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了他紧锁的眉头里。谈判桌的灯光昏黄地照在双方代表的脸上，谁都知道，这场仗暂时打不下去了。不是因为仁慈，而是因为，双方都已经在这台血肉磨盘里，碾得太疼了。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大到花旗国内开始认真考虑，甚至已经在私下讨论，另一种可能。
说来，这事跟林译还有些关系。自他率部突然转向、撤出战斗之后，安南的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法兰西远征军趁势对红河三角洲展开大规模围剿，成果相当不错，游击区被基本肃清，战略目标逐一达成。塔西尼将军站在地图前，终于能松上半口气。
可败退回去的越盟，反倒因祸得福。失了原本的心高气傲，缩进山里的他们，终于低下头，开始接受中方指导组的“三查三审”工作。
中方工作组进驻之后，审查之严格、批评之严厉，远超越盟的预料。因为这支部队从一开始就不那么纯粹：
军中指挥官虫豸丛生，贪污腐败、欺压基层士兵的现象比比皆是；好大喜功、虚报战功的恶习也屡禁不止。一次次的清查，一个个的问题被翻上台面，整改的刀切下去，疼是真疼，可筋骨也在一点点硬起来。
就在越盟埋头整肃的同时，法兰西远征军最高指挥官塔西尼也没有停下脚步。丧子之痛尚未散去，那份悲伤深埋在军装之下，可他终究没有忘记自己身为司令官的责任。他带着一颗沉甸甸的心，直接飞往了花旗。
在华盛顿，他使上了浑身解数。国防部副部长的办公室、国务卿的会客厅、甚至是白宫椭圆形的总统办公室。他一次次地求见，一次次地陈情。
哭诉、哀求、甚至不惜隐晦地威胁，所有能用的手段，他全用了。目标只有一个：争取援助。
到后来，他索性把话挑明了。
“如果没有中方指导组的帮助，”塔西尼盯着对面花旗官员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将在一年到两年之内，彻底解决安南问题。”
他顿了顿，让对方消化这句话的分量，然后补上了最关键的筹码：“这，是有利于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