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将军的推演中，两支防御部队的防区交界处，往往是整体防线的薄弱环节，历来是进攻方确立主攻方向的最佳选择。
而自己防区的西方山、五圣山，正处于整个战线的突出位置。若敌军从这两处结合部的缝隙发起进攻，一旦得手，便能顺势对15军主力形成包围态势，在战略上占据极大主动权。
基于此，他推断联合国军的主攻方向极有可能落在两处：其一，以西方山为主攻目标，从西侧实施侧击；其二，以五圣山为主攻，从东侧进行迂回。
尽管这两个方向都能达成包围15军的战略目的，但其战术价值与实施难度却天差地别。西方山西侧紧邻平康谷地，地形开阔平坦，极其利于敌军机械化部队快速展开、迅猛突击，志愿军在此方向阻滞敌军机动的难度极大。
反观五圣山地区，全为崇山峻岭，地势险要，志愿军的阵地依山就势，易守难攻。敌军在此发起进攻，不仅行进困难重重，更难以施展机械化部队的机动与火力优势。
从地形利弊的角度清晰可见，若联合国军依托机械化部队，强行对15军侧翼发起侧击，将给防线带来空前危机。
倘若15军未在该方向部署专门的防御力量，敌军便能充分发挥其装备与机动优势，以极小代价突破防线。一旦防线被撕开缺口，敌军后续部队便可长驱直入，最终完成对15军的战略包围。
从这个层面来讲，此方向的进攻对敌军而言，战略价值与意义均极为重大。
而上甘岭地区的战局则恰恰相反，此处山谷纵横，地形先天易守难攻，联合军发起进攻，本就是在硬着头皮直面自身的装备与战术劣势，几乎注定要付出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才有可能勉强攻占表面阵地。
即便拿下阵地，也无法对15军的有生力量造成实质性威胁，最多只能展开毫无战术纵深的平推式消耗战，说白了，这场进攻的战略意义微乎其微。
可秦将军纵然算尽万般战局变化，也万万没有料到，联合军此番行动，早已抛开了所有战略层面的考量。究其根源，在于Clark司令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将这场战事扩大化，根本不想把事情闹大。
联合军这套进攻方案，完全是一锤子买卖的打法，发起攻势后便再无后续作战部署，打完即止，毫无长远战术规划，这般打法着实让人捉摸不透。
正所谓水无常势，兵无常形，真正的用兵者，始终都在谋划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法。
秦将军将对手视作深谙兵法的军事高手，可敌军并非愚钝之辈，只是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跳出了常规的战略博弈逻辑，打了一场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战事。
敌人发起进攻的这一天，所有条件都对我军极其不利。首先，面对联合军的进攻箭头，负责防守上甘岭地区的并非15军的最强部队44师，而是稍弱一些的45师。
由于秦将军认为联合国军将会以西方山为主要进攻方向，因此把军中的“拳头”44师派往西方山，还专门给44师加强了一个团。
在同样的思路引导下，上甘岭的防御体系也远不如西方山完备。虽然同样完成了主要坑道的挖掘工作，但上甘岭的坑道全部都是屯兵坑道，并没有构建战斗坑道。
屯兵坑道与战斗坑道最大的区别在于：屯兵坑道的坑道口全部朝向志愿军后方，而战斗坑道的坑道口大多朝向敌人方向。
战斗坑道后方的坑道口连接表面阵地，前方的坑道口则相互形成交叉火力，在战斗中能发挥巨大威力。
而屯兵坑道，顾名思义主要用于储存物资和士兵，许多坑道口与表面阵地之间还有一定距离。这种坑道固然具备躲避炮击的功能，但用于战斗则显得较为被动。
除了防御部署本身的问题，预备队也同样捉襟见肘。由于15军需要防御的正面宽度比其他志愿军部队更大，导致秦将军在完成正面防御部署后，手上只剩下一个团可以当作预备队。
这意味着，一旦战事吃紧，秦将军能够调动的部队十分有限。
除了防御重点不在上甘岭之外，主观上，15军当时也并未将重心放在防御上。和当时其他所有志愿军部队一样，15军正在策划着第二次秋季攻势。
他们以五圣山东边的注字洞南山为目标，摩拳擦掌地做了半个多月的充分准备，预计在10月18日发起进攻。当时全军上下，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打好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进攻战。
这份进攻计划，对上甘岭战役造成的影响堪称立竿见影。敌军发起进攻当日，15军主力炮火全部瞄准注字洞南山方向，能够抽调支援上甘岭阵地的山炮、野炮，仅仅只有15门，火力差距悬殊到了极致。
而联合军此番的全力以赴，恐怕连Fleet将军本人都始料未及。为了推进这场“摊牌计划”，Clark司令直接调集美7师、南韩第2师共两个师的主力兵力，更配备了足足16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