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海沿岸的“鱼子酱外交”。里海的鲟鱼鱼子酱（伊朗称“黑色珍珠”）是巴列维王朝的“奢侈品名片”，年产量150吨（占全球的70%），主要由王室特许商人经营。这些商人在里海沿岸设立“鱼子酱加工厂”，雇佣当地渔民捕捞鲟鱼（每条成年鲟鱼可产鱼子酱5公斤），加工后用冰镇木箱经德黑兰空运至巴黎、纽约，每公斤售价超1000美元。鱼子酱贸易不仅是商业，更是外交——巴列维国王将“特级鱼子酱”作为国礼送给尼克松、戴高乐等政要，背后是商人精心设计的“品牌故事”（如强调“古法捕捞”“皇室专供”）。里海沿岸的商人因此获得特殊地位：他们可以直接觐见国王，甚至参与制定鱼子酱出口配额，这种“资源特权”让他们在1970年代积累了惊人财富，部分商人的私人游艇比王室成员的还豪华。
三、文化体系：西化浪潮中的传统坚守
巴列维时期的波斯商人，生活在传统与现代的撕裂与融合中。他们既穿西装、用电话、与西方人打交道，又坚守什叶派的商业伦理、家族纽带与巴扎的交易传统，这种“双重文化人格”是他们适应社会转型的生存智慧。
“西装与头巾”的身份混搭。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政策，让商人的外在形象发生剧变：德黑兰的年轻商人穿意大利西装、戴瑞士手表、开奔驰轿车，在鸡尾酒会上用流利的法语与外国商人交谈；但回到大巴扎，他们会换上传统长袍（abaya），与老主顾用波斯语讨价还价，甚至在交易前先做“礼拜”（向麦加方向祈祷）。这种“场合化”的身份切换，体现了商人的实用主义：在与政府官员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西化形象是“融入现代社会的通行证”；而在巴扎内部，传统装束则是“获得信任的符号”。1975年，德黑兰大学的调查显示，70%的商人同时拥有“西装衣橱”和“传统衣橱”，且能根据场合精准选择。
什叶派伦理的商业实践。尽管王朝推行世俗化，什叶派的商业伦理仍深刻影响着商人行为：禁止高利贷（利息不得超过10%），催生了“利润分成制”（商人与贷款人按约定比例分享收益，而非固定付息）；强调“公平交易”（不得缺斤少两），巴扎的秤都由行会统一校准，作弊者会被驱逐出市集；主张“慈善义务”（什叶派的“khums”税，即收入的20%用于慈善），富有的商人会资助清真寺、学校，甚至为贫困家庭提供无息贷款。这些伦理并非单纯的宗教约束，更成为商业信用的保障——西方商人初到伊朗时，对“口头契约”的效力感到震惊，但很快发现，违反与什叶派商人的约定，会导致在整个巴扎无法立足。正如一位美国商人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古兰经》比我们的合同更有约束力。”
家族商帮的“差序格局”。波斯商人的商业网络以家族为核心，扩展至宗族、同乡、宗教导师（阿亚图拉）的追随者，形成“亲疏有别的信任体系”：核心业务（如资金往来、重要合同）只与家族成员合作，次级业务（如运输、零售）交给同乡或同教派商人，与异教徒（如犹太人、基督徒）的合作则需有“担保人”（通常是有声望的什叶派商人）。这种结构在巴列维时期得到强化，尤其是在西化冲击下，家族成为商人抵御风险的“安全网”——1970年代，德黑兰的10大商业家族控制了60%的进口贸易，他们通过联姻（如嫁女儿给其他商业家族的儿子）扩大网络，甚至形成“商业联盟”（类似卡特尔），共同操纵市场价格（如1975年联合抬高糖价，迫使政府提高进口补贴）。家族内部则实行“家长制管理”，父亲（或 eldest son）掌握最终决策权，儿子们分管不同业务（如长子管进口，次子管国内销售），女儿虽不直接参与经营，但通过联姻成为家族联盟的纽带。
四、生存体系：石油繁荣下的多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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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列维时期的波斯商人，构建了以石油为核心、传统手工业与进口贸易为辅的多元生存体系。石油带来的财富洪流，既滋养了他们的扩张，也埋下了对单一资源的依赖，这种体系在1970年代达到顶峰，却也在石油价格波动和革命风暴中脆弱不堪。
石油产业链的“寄生性繁荣”。石油行业虽由国家垄断，但商人通过“配套服务”分得巨额利润：一是物资供应，从钻井平台的钢管到油田工人的罐头，几乎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