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手工业的“高端化转型”。波斯地毯、开心果、藏红花等传统商品，在巴列维时期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奢侈品”的升级：商人聘请欧洲设计师改良地毯图案（加入几何元素而非传统花卉），用真丝而非羊毛制作，再通过纽约、巴黎的展销会炒作，使顶级波斯地毯的价格在1970年代上涨5倍，成为欧洲王室和好莱坞明星的收藏热点；开心果则通过品种改良（开发“长果开心果”）和包装升级（金属礼盒而非麻袋），出口价从每公斤5美元升至20美元，主要市场是美国和欧洲的高端超市。这些传统产业的从业者，既有大巴扎的老商人，也有新兴的“农业商人”——他们承包土地、雇佣农民规模化种植，用现代技术提高产量（如藏红花的温室种植），形成“公司+农户”的模式，1978年，传统手工业出口额达15亿美元，占非石油出口的70%。
西方消费品的“进口狂欢”。1970年代的石油美元盛宴，让伊朗成为中东最大的消费品市场，商人通过“进口许可证”制度垄断了西方商品的进口与销售：汽车（丰田、奔驰、通用）由5个商人家族分片代理，德黑兰的汽车销量从1970年的10万辆增至1978年的50万辆，经销商的展厅比欧洲的还豪华；家电（洗衣机、电视机）主要来自日本，商人通过“组装厂”（进口零部件在伊朗组装）规避高关税，单台电视机的利润可达售价的40%；奢侈品（香水、珠宝、时装）则通过“灰色渠道”进口（如从迪拜转运），在德黑兰的“黄金街”销售，买主多为王室成员、政府高官和暴发的石油商人。这种“进口依赖”导致伊朗本土制造业萎缩（1978年工业产品自给率仅30%），但商人却在其中赚得盆满钵满，部分进口商的年净利润超过1亿美元。
五、君臣佐使：商业网络中的权力层级
巴列维时期的商人世界，形成了一套与王朝权力结构镜像的层级体系。从王室关联的“宫廷商人”到大巴扎的小商贩，每个层级都有明确的权责与利益边界，这种结构既确保了商业秩序，也强化了对王权的依附。
“君”：王室关联商人的垄断特权。这些商人多与国王或王室成员有亲属关系（如王后的弟弟、国王的童年玩伴），或通过巨额献金获得“特许经营权”，控制着利润最丰厚的行业：哈梅内伊家族（非后来的最高领袖家族）垄断制糖业，通过王室关系获得全国糖进口配额，每公斤糖的进口价1美元，售价却达3美元；阿尔达希尔家族则控制汽车进口，1975年独家代理丰田汽车，年销量10万辆，仅代理费就赚2亿美元。他们的办公室通常设在德黑兰的“王室商业区”（靠近皇宫），门口有武装警卫，甚至能直接打电话给首相处理商业纠纷。这些商人是王朝的“经济近臣”，国王通过他们实现对经济的间接控制，而他们则用财富支持国王的政策（如资助王室的慈善基金），形成“利益共同体”。
“臣”：巴扎行会会长的中介角色。德黑兰大巴扎按行业分为32个行会（如地毯行会、香料行会），每个行会由“会长”（由商人选举产生，国王任命）管理，其职责包括：制定商品价格（防止恶性竞争）、调解商业纠纷（替代部分法律功能）、向政府反映商人诉求（如抗议过高的税收）、组织商人参与王室活动（如国王生日庆典的捐款）。会长多为60岁以上的资深商人，既懂传统规矩，又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关系，是“商人与权力之间的翻译官”。1975年，地毯行会会长阿里·礼萨成功说服国王降低地毯出口税（从20%降至10%），条件是行会每年向王室“进贡”100条顶级地毯，这种“利益交换”是会长的核心工作。行会会长虽无官方头衔，却在商人中拥有至高权威，其一句话就能决定某个商人能否在巴扎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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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西化精英与官僚的协同。巴列维时期的商人越来越依赖两类“辅助者”：一是“西方留学经理人”，他们多毕业于美国哈佛、宾州大学的商学院，懂英语、会用电脑、熟悉国际贸易规则，为商人处理进口合同、信用证、关税申报等“现代业务”，年薪可达10万美元（是普通商人的5倍）；二是“海关与税务官员”，他们掌握着进口许可证的发放、税收减免的审批，商人通过“回扣”（通常是交易额的10%）获得便利——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