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德黑兰海关有1/3的官员与商人存在“灰色合作”，甚至有官员专门为商人设计“低报价格”的公式（如将10万美元的商品报为5万美元）。这些“佐级”角色虽不直接经商，却是商人打通现代商业流程的“关键节点”，他们的存在让传统商人得以在西化的经济体系中生存。

    “使”：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图景。支撑商业帝国的，是数百万底层从业者：克尔曼地区的地毯女工（多为农村妇女）在家庭作坊中编织，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仅10美元，一条售价1万美元的地毯，她们只能拿到50美元；阿巴丹炼油厂的工人（多为阿拉伯人）从事最危险的钻井和炼油工作，工伤率极高，却因工会被政府控制而无法罢工；大巴扎的搬运工（coolie）用扁担运送货物，负重可达百斤，按件计酬，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却要向行会缴纳“管理费”。这些劳动者是商人财富的“基石”，但与商人的贫富差距在1970年代达到顶峰——最富有的100个商人的财富，相当于500万底层劳动者的总收入，这种不平等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六、革命风暴：商人阶层的命运转折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彻底改变了波斯商人的命运。曾经与王室绑定的“宫廷商人”成为革命对象，被没收财产甚至处决；传统巴扎商人最初支持革命（不满王朝的西化政策和官僚腐败），但很快发现新政权的“伊斯兰经济”政策（如国有化、禁止与西方贸易）更不利于他们；而普通商人则在革命后的混乱中失去生计，整个商业体系面临重构。

    “宫廷商人”的覆灭。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政权成立“革命法庭”，清算“王朝的经济支柱”：阿尔达希尔家族（汽车进口商）的资产被没收，家族成员流亡美国；哈梅内伊家族（制糖商）虽未被清算，但被迫将企业交给“伊斯兰基金会”；那些为美国公司做代理的商人，被贴上“卖国贼”标签，部分人被处决（如德黑兰的可口可乐代理商）。据统计，1979-1981年，有超过2000名王室关联商人逃离伊朗，带走的资金估计达50亿美元，这些人的离开导致伊朗进口贸易崩溃，汽车、家电等商品严重短缺。

    巴扎商人的“短暂胜利与长期困境”。革命期间，大巴扎的商人曾积极支持反巴列维运动——关闭商铺举行罢工，为革命卫队提供资金，甚至用货车运送武器。他们期待新政权能恢复传统商业秩序，打击腐败的“宫廷商人”。但革命后，霍梅尼推行“伊斯兰经济”：将银行、大型企业国有化，限制私人贸易；禁止进口“西方腐朽商品”（如酒精、奢侈品）；用伊斯兰教法严格规范商业（如强制实行“无息贷款”，禁止投机倒把）。这些政策让巴扎商人的经营空间大幅萎缩，1980年，德黑兰大巴扎的商铺关闭了40%，地毯出口额从15亿美元降至3亿美元。更让商人失望的是，新政权的“革命卫队商人”开始垄断核心贸易（如石油换食品），传统商人被边缘化，曾经支持革命的他们，最终成为新体制的“被管理者”。

    文化符号的颠覆。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经济政策，更重塑了商业的文化符号：西化的着装被禁止（商人必须穿传统长袍，女性商人需戴头巾）；与西方人做生意被视为“不爱国”；巴扎的“口头契约”虽仍存在，但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如禁止与犹太人交易）；甚至商品名称也被“去西化”（如“可口可乐”被改名为“伊斯兰可乐”）。那些曾经穿梭于东西方的商人，要么适应新的规则（如转而与苏联、中国做生意），要么流亡海外（主要去土耳其、迪拜），他们的“双重文化人格”在革命后变得不合时宜，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被彻底打破。

    结语：历史的回响

    巴列维时期的波斯商人，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复杂镜像。他们借助王朝的政治支持、地理的天然优势和文化的兼容并蓄，在石油繁荣中创造了商业奇迹，却也因依附权力、贫富分化和文化冲突，最终在革命中付出代价。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商人阶层既是变革的推动者，也往往是变革代价的承受者，而他们的命运，始终与国家的政治走向、文化认同和全球格局紧密相连。

    今天，德黑兰大巴扎的商人仍在延续着波斯的商业传统，但他们的交易对象从美国变成了中国，结算货币从美元变成了人民币，着装虽回归传统，却用智能手机处理订单。这种变化，或许是对巴列维时期“西化与传统”矛盾的一种现代解答——真正的商业智慧，不在于固守传统或盲目西化，而在于在时代变迁中找到适合自身的生存逻辑。这，或许是波斯商人留给世界的永恒启示。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