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边防彻底烂掉：严嵩亲信仇鸾主持边防，“克扣军饷，士兵饿死大半”，蒙古俺答汗兵临北京时，“京营士兵竟拉不动弓”；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因非严党，屡遭打压”，倭寇趁机“侵扰东南，杀掠数十万”，朝廷“束手无策”。
- 财政破产：严党私吞盐税、矿税，导致“国库空虚，边军无饷”，嘉靖末年“欠军饷数百万两，士兵哗变数十次”；为补亏空，朝廷“加征田赋”，农民“一亩地缴两税，十室九空”，河南“人相食，死者十之五六”。
- 民怨沸腾：地方官为讨好严嵩，“加征赋税三成”，浙江“矿工起义，连破七县”，江西“农民起义，响应者数万”。严嵩倒台后，明朝已“病入膏肓”，张居正改革虽短暂回光，但“严党后遗症”（财政枯竭、民心尽失）已无法根治，最终在万历后期彻底崩溃。
六、明末东林党：“清流”外衣下的“利益同盟”
东林党以“讲学议政”起家，却沦为比“严党”更隐蔽的结党营私集团，最终成为压垮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权力网络的搭建：从“东林书院”到“朝堂拉锯”
顾宪成、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以“清流”自居，实则构建“江南士绅利益网”：
- 科举结党：录取“东林党人”主持乡试、会试，“非东林门生不得中进士”，形成“东林-复社”科举垄断。天启年间，周延儒（东林党）任主考官，录取“复社成员”40人，其中“陈子龙、吴伟业”等皆为复社骨干，后“官至尚书”，形成“复社控制文坛，东林控制官场”的格局。
- 京察夺权：利用“京察”（官员考核）排挤异己，万历三十九年京察，将浙党、齐党官员“尽数罢黜”，朝堂只剩“东林嫡系”。吏部尚书赵南星（东林党）主持京察时，“凡非东林者，无论贤否，一概贬斥”，连“素有清名”的御史汪应蛟（浙党）也被“以‘浮躁’罢官”，朝野哗然。
- 舆论操控：通过“东林党报”（如《东林点将录》）抹黑对手，将政见分歧说成“正邪之争”，凡反对者皆扣“阉党”“奸佞”帽子。左光斗（东林党）撰写《明末忠烈纪实》，将东林党人塑造成“忠臣”，将非东林党人斥为“奸贼”，甚至“篡改史书，歪曲事实”，影响至今。
2. 暴富神话的制造：从“反对矿税”到“土地兼并”
东林党表面“反对贪腐”，实则为江南士绅（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
- 阻挠工商税：万历派矿税监征收工商税，东林党以“与民争利”反对，实则江南纺织业、盐业多为东林党人所有。据《明神宗实录》，苏州织户中“东林党人占三成”，他们“每年逃税超百万两”；顾宪成的侄子顾大章“经营布庄十座，年逃税银五万两”，却被东林党称为“贤士”。
- 土地免税：东林党人多为江南大地主，通过“优免”（士绅免税）政策，霸占全国三分之一土地却“不缴一粒粮”。徐阶（东林党前辈）在松江府（上海）“占田二十四万亩”，“门生故吏遍布州县”，“优免”依附人口“数千家”，导致“松江府税粮，百姓承担九成，徐阶家承担一成”，百姓“卖儿鬻女仍缴不足”。
- 漕运分赃：控制漕运，允许“粮船夹带私货”，每船私货获利“抵正粮十倍”，东林党人李三才任凤阳巡抚时，“岁入私财二十万两”，其“扬州豪宅，园亭之盛，甲于江南”，却被东林党称为“为民请命之臣”。
3. 体系的崩溃：从“党争误国”到“崇祯自缢”
东林党的“伪善”，让明朝失去最后挽救机会：
- 朝政彻底瘫痪：天启、崇祯年间，东林党与阉党（魏忠贤）、浙党无休止争斗，“边关告急，朝堂仍在骂战”。皇太极围锦州时，东林党主张“增兵”，阉党主张“议和”，争论三个月“兵未发一卒”，最终“锦州陷落，洪承畴被俘”；李自成逼近北京时，东林党反对“南迁”，却“无一人提出战守之策”，坐视北京陷落。
- 财政完全破产：东林党废除工商税，只能加征“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农民“卖妻鬻子仍缴不足”，最终“逼反李自成”。据《明季北略》，崇祯十七年（1644年），“全国欠饷数百万两，士兵哗变百余次”，北京城破时，“国库仅存白银四十万两，而东林党人家产合计超千万两”。
- 人心尽失：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江南农民“争附之”，因为“东林党免税，而他们要缴双倍税”。1644年，崇祯自缢前叹：“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 这里的“诸臣”，首指东林党。清军入关后，“江南百姓竟‘箪食壶浆迎清军’”，因为“清军承诺‘减免赋税’，比东林党更得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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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朝和珅党羽：“贪腐帝国”的最后狂欢
乾隆晚年，和珅构建的“和珅党”，将结党营私推向“前无古人”的规模，也为清朝的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