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凌一时语塞。
“我不懂什么电影艺术。”老人继续说，“但我看得出真心。她说的每句话，每个眼神，都像在替我们这些说不出口的人喊疼。所以今天来，就想说一句：谢谢你们，没忘了我们。”
送走老人后，他在日记本上写下：“艺术最高的功能，不是教育，也不是启蒙，而是代偿??替那些无法发声的人，活一次。”
下午三点，教育部来电，希望将《归墟》中的“情感禁令”章节改编为高中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材料。条件是删减“体制批判”相关内容。
他回电：“可以进课堂，但必须全文使用。如果学生连讨论的自由都没有，那他们将来凭什么守护人性？”
对方沉默良久，最终答应：“我们会以‘学术研讨’名义引入。”
傍晚，他独自前往798艺术区，参加一场由青年艺术家自发组织的《星渊》主题展。展厅不大，却是用心至极：有人用电路板拼出地球轮廓，中心嵌着一块正在播放《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老式Cd机；另一侧，数百封手写信被钉在墙上，全是观众看完电影后的独白：“我开始给父亲打电话了”“我重读了《离骚》”“我决定不再删除聊天记录，因为那是爱过的证据”。
最角落处，一个小女孩的作品吸引了他。她用蜡笔画了一艘飞船，船上坐着一家人，标题是《我们带着家走》。旁边附言：“老师说地球会死，可我觉得只要妈妈还唱歌，我们就没真离开。”
他蹲下身，轻声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禾。”女孩仰头看他，“你是陈叔叔吗？我在新闻里见过你。”
“嗯。你喜欢这部电影？”
“喜欢。”她用力点头，“因为它让我梦见星星。”
他眼眶微热，从包里取出一本签名剧本送给她：“等你长大，也许会拍一部更好的。到时候，别忘了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曾仰望星空。”
回家路上，天空飘起细雪。车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广告牌上滚动播放着各类综艺节目的喧嚣画面。他忽然想起乌尔善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现在最大的敌人，不是烂片，而是麻木。”
是啊，比无知更可怕的，是习惯性地忽略深刻，是主动选择浅薄作为庇护。
他让司机绕道去了八宝山公墓。没有通知任何人，也没有献花，只是静静站在一座朴素墓碑前。上面刻着两个字：**陈父**。
“爸。”他低声说，“你当年说我搞文艺没出息，现在儿子拿奖了。可我知道，你最想听的不是这个。你想听的是，我过得好不好。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很好。因为我做的事，是真的。”
雪越下越大，落在肩头，融化成水。
第二天清晨，一封加密邮件抵达他的私人账户。发件人署名“匿名译者”，内容是一段中文诗歌的英文翻译，末尾附言：“我们在西非一所乡村学校放映了《星渊》，孩子们不懂‘量子纠缠’，但他们为老宇航员流泪。有个孩子问我：‘爷爷是不是太想家了？’我说是的。他又说：‘那我们也给他唱首歌吧。’于是全班用斯瓦希里语唱了一支摇篮曲，录了下来。请您转交给张老师，告诉他，宇宙很大，但思念很小，小到哪里都能听见。”
他打开音频附件，听着那稚嫩而真诚的歌声，终于忍不住伏案痛哭。
那一刻他明白，《星渊》早已不属于他们这群创作者，它属于每一个曾在黑暗中寻找光的人。
一周后，《归墟》正式开机仪式在阿拉善沙漠举行。没有红毯，没有明星走秀，只有简单的授旗仪式。全体演员签署协议后，集体砸碎了自己的智能手机，投入一只特制铁箱，封存于地下。
周冬雨最后一个上台。她戴着一顶旧毛线帽，脸上毫无妆容，看上去像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知识青年。她举起手中的诗集，朗读了第一行：“当世界禁止哭泣，我的眼泪就成了革命。”
全场肃立。
陈凌站在沙丘之上，望着这片无垠荒原。风沙扑面，却让人清醒。他知道，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他们将生活在没有wi-Fi、没有社交账号、没有即时通讯的世界里。他们会争吵，会崩溃，会怀疑一切，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触摸到最原始的情感??那种未被算法修饰、未经流量包装的真实。
当晚，他写下新的创作手记：
> “我们总以为未来属于更快的芯片、更高的效率、更强的控制力。可《归墟》要讲的恰恰相反：人类最后的堡垒，不在科技，而在脆弱本身。正是因为我们容易受伤，才会懂得怜悯；正因为我们终将死去，才珍惜每一次拥抱。这不是弱点，这是神性所在。”
深夜，他收到娜扎的消息：“边境线又有两名卧底牺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