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仲话音刚落，加林山就猛地从沙发上直起身来，手指下意识掐进掌心，指节泛白。他盯着表弟，喉结上下滚动两下，却没立刻接话——不是不想说，而是太想说，反而卡在嗓子眼里，像被滚烫的糖浆糊住了。窗外东濠涌的水声隐隐传来，夜风拂过阳台晾衣绳上未干的衬衫，发出细微的窸窣声。屋里静得能听见老式挂钟秒针“咔、咔、咔”地咬着时间往前走。老婆悄悄把茶几上那杯凉透的菊花茶往丈夫那边推了半寸，指尖在杯沿轻轻一叩，像敲了个无声的鼓点。“拜会？”加林山终于开口，声音低沉沙哑，像是砂纸磨过木头，“运成，你当他是街口修单车的老李？随叫随到？”伊文仲没笑，只把右手食指缓缓点在自己左胸位置：“哥，我这儿跳得比这挂钟还急。我不是怕见不到人，我是怕——见了人，没准备好。”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加林山腰间别着的传呼机，又掠过沙发扶手上搭着的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外套——那是加林山白天在海印电器总汇站柜台时穿的，袖口磨出了毛边，纽扣也换过一颗，颜色略浅。“您这身行头，我认得十年了。可今晚坐在这儿的加林山，不是那个卖收录机、帮人调天线、给学校拉音响设备的加林山。您是童衡张建川点名要见的人，是黄运成亲自托付、连饭局都特意安排在七羊新村的人。您要是穿这身去，人家不看您是谁，先看您是不是真懂这个局。”加林山一怔，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己袖口。老婆忽然插了一句：“文仲，你意思是他得换身衣服？”“不止衣服。”伊文仲摇头，“是气场。是准备。是您得让那位张老板一眼就看出——这不是个等着分羹的闲汉，是个能把五百台饮水机在三个月内铺进天河区三十八所小学、四十二家街道办，还能让桶装水续费率稳在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操盘手。”加林山瞳孔微缩。伊文仲没停：“哥，您信我一句——张建川敢把‘七八月间’这种话放出来，就说明他手里已经捏着益丰的批文、广钢的注塑模具图纸、还有珠江啤酒厂旁边那块闲置厂房的地契。现在缺的，不是钱，不是关系，是第一个敢把脚踩进这滩水里、还敢搅动起来的人。他选您，不是因为您和黄运成那点旧情，是因为您十年前在越秀山下摆地摊卖电池时，就敢用五毛钱一节的南孚，硬生生撬开供销社仓库后门，把货塞进他们没贴标的铁皮箱里。这事，全广州城只有我和黄运成知道。”加林山猛地抬头，眼底骤然烧起一团火。“您还记得不？”伊文仲声音压得更低，“一九八六年冬天，您用三辆板车，拉了二百四十箱电池，三天跑遍白云区十七个镇供销社。每箱少报两节，账本写‘损耗’，实际全进了您自己租的铁皮屋。第二年春天，您拿那笔钱买了第一台录像机，在北京路租了半间铺面，放《少林寺》《霍元甲》，门口排长队——那时候，谁信一个退伍兵能干出这事儿？可您干成了。”老婆的手突然攥紧了衣角。加林山慢慢松开拳头，掌心留下四道深红月牙形的印子。他没说话，只是伸手摸向裤兜——那里揣着一张叠得方正的纸。他抽出来，展开，是张建川晚饭时随手画在餐巾纸背面的草图：三个同心圆，最外圈写着“珠三角”，中间一圈写“广州-佛山-东莞-中山”，最里一圈只标了两个字：“东山”。“他画这个的时候，筷子尖点了三次东山。”伊文仲盯着那张纸，“东山口水库，日取水量二十万吨，水质达国家一类标准。去年十月，童衡集团已与市水利局签了十年供水权协议。但协议里埋了一条：所有接入该水源的桶装水企业，必须使用童衡统一认证的滤芯、灌装线、甚至送水三轮车的GPS定位模块。这是门槛，也是锁链。”加林山喉结又动了一下。“所以哥，您明天去见他，不用带名片，不用带合同，就带一样东西。”伊文仲直视表兄双眼，“带您当年在越秀山下记账的那本黑皮笔记本。第一页，您用圆珠笔写的那行小字还在不在？‘电池不怕潮，人怕没胆。’”加林山呼吸一滞。他当然记得。那本子早没了，但那行字刻在他骨头缝里——一九八五年夏天，他蹲在雨里修坏了的电池箱，雨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他用指甲在湿漉漉的封皮上划出这十个字。后来他把它抄在新本子上，抄了七遍。“您带上它。”伊文仲声音忽然轻了下去，却重如千钧，“不是证明您多有胆，是告诉张建川——您懂什么叫‘死磕’。死磕一个水源，死磕一条产线，死磕一家单位的采购科主任，死磕到最后，连他办公室绿萝的浇水周期您都摸清楚了。这才是他要的人。”屋里彻底静了。挂钟的秒针还在走。老婆忽然起身，去里屋翻出个铁皮饼干盒，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本硬壳笔记本，封面全是深蓝色，边角磨损得露出灰白底色。她抽出最底下一本，轻轻放在加林山面前。封皮右下角，一行褪色的圆珠笔字迹赫然在目：“电池不怕潮，人怕没胆。。”加林山的手抖了一下。他没碰那本子，只是盯着那行字，盯了足足一分十七秒。窗外东濠涌的风忽然大了些，吹得阳台上的衬衫猎猎作响，像一面没升起来的旗。“文仲……”他嗓音嘶哑，“你说他真会要这本子？”“他会要。”伊文仲斩钉截铁，“因为这本子上记过的东西，比任何商业计划书都有力——您记过黄埔区教育局王科长爱喝铁观音，记过芳村糖厂保卫科老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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