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襄王二十三年夏五月，泾阳核夏耘，贵族公孙儋私占公田役夫三人半日，致公田草荒，见张伯等农人苗弱而悔悟，补除公田草、赔粟四石，减罚粟十八石；魏地曲沃，小吏郑五苛扣除草工具、私拿竹耙，赖孟姬、张爷与农人之力揭穿，县吏笞之五十，倍退铜贝。” 他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目光落在案上的杂草密度盘上——盘里还沾着几根狗尾草的断茎，旁边是公孙儋补送的草木灰袋，袋口的麻绳系着农人的“活结”，方便取用。赵承捻起一撮草木灰，放在掌心摩挲，仿佛能摸到夏耘的温度，那是泾阳青苗的气息，是农人汗水的气息，也是变法初心的气息。 窗外传来农人的低语声，张伯还在田埂旁守着补除的青苗，阿大帮着周甲整理夏耘册；曲沃的孟姬，正帮王婆把晒枯的杂草埋进垄沟，王婆的孙儿举着小竹耙，说要“帮着薅草”，惹得两人笑出了声。 赵承走到窗边，看着远处田垄的灯火，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回到案前，在《变法实录》的最后，添了一行小字：“夏耘除草，为抽穗之基；变法定规，为民生之安。私则草荒，助则苗壮，此乃夏耘之要也。” 这行字，后来被赵珩整理东汉藏书时发现，特意用墨笔加粗——旁边还黏着一根干硬的狗尾草，是当年公孙儋补除的杂草，历经千年，仍带着泾阳小满的暑气，也带着那个时代变法者最朴素的初心：让每一株青苗都能远离草荒、顺利抽穗，让每一户农人都能望着油绿的苗垄，盼来沉甸甸的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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