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纷纷侧目，对您投来鄙夷目光：“自私！怪人！”其中有人还低声嘲笑：“嘿，这不是那位传说中的杨朱吗？”
没错，我是杨朱，战国思想家中的另类明星。各位只需翻开尘封的历史课本，便能窥见对我的普遍评价：“杨朱者，极端的个人主义巨擘也。”更荒唐的是，有人在我名字旁边注解道：“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多么简洁的一句话，却如同泼墨山水画中最为浓郁的一笔，成为我永恒的“历史标签”，仿佛一帖醒目的膏药牢牢贴在了我的脑门上，宣告我是个十足的吝啬鬼兼“无公德”人士。
试想一个画面：烽火连天的乱世，一位峨冠博带的士人，面对泱泱苍生慷慨陈词“拔一毛……不为！”台下观众怕是要当场扔鸡蛋了。于是世人皆云：此人吝啬、自私、冰冷无情。后人更直接封我为“一毛不拔大师”。这简直是历史冤案啊！若我有灵，只怕千年都难以洗刷这冤屈，恐怕要悲愤得在历史长河里狂蹦乱跳！
某年月日，江湖间最热络的“仁义大讲堂”里，人声鼎沸，喧若闹市。儒家门徒们正在高唱集体赞歌：“仁义值万金！奉献最光荣！”席间突然有个人站起，一脸困惑地问道：“倘若您们引以为傲的万世英主大禹，他腿上的毛、脚底的老茧若真能拯救天下，各位儒家志士们是否乐意让出您的玉腿？”一时间嘈杂的大厅顿时寂静无声，所有人仿佛被石化了。连旁边专心抄写“克己复礼”笔记的孟老先生都错愕得握断了毛笔，墨汁溅了满衣襟都是。问问题的是谁？正是以“损己利人”理论而声名狼藉的我——杨朱。全场如炸锅般哗然。
这问题看似刁钻荒谬，却如一柄锋利的刀子，切入了儒家道德系统的关键——“己”与“他”那难以调和的边界究竟在哪儿？倘若奉献是光荣的、值得赞美提倡的美德，那么奉献的标准应当如何定？是以头发为限？还是以双脚为尺度？甚至以生命为最终界线？
看官们，这不是我凭空臆造的荒唐诘问，正是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实际困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若作为要求个体的道德准绳，岂非最终演化为对合理个人权利的扼杀？——君不见，曾有“无私奉献模范”，积劳成疾而早逝，留下父母晚景凄凉，妻儿无依无靠。媒体颂扬之后，是否追问过这份“奉献”的边界何在？生命已终，奉献已绝，这“模范”最终是利人还是损人？
“拔一毛而利天下”的悖论便由此展现：一旦开启道德上的“拔毛”许可，何处才应是尽头？今日拔你一毛，利天下而无损于己，似乎很划算。明日也许要求割一指甲，后日或许要一只小指，再后来一只臂膀亦未必不可割让——“利天下”嘛，理由冠冕堂皇，何忍拒绝？
在当代社会，诸多所谓“福报工作制”“加班光荣论”等等令人闻之窒息的口号，实如鬼魅般的“集体主义”幻影反复现身，将“奉献”神圣化——当企业要求“顾大局”，是否意味着员工应牺牲健康、割舍家庭欢聚时光？当社会呼吁“顾大局”，是否民众应无休止妥协于不合理的规则、舍弃应有的权益？这步步吞噬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根须，如温水煮青蛙般令人无法喘息，最终只剩下虚弱与苍白的一群灵魂，麻木地为他人所驱使。
杨朱所惊惧者，正在于此。拔去一毛如失去无足轻重之物，然而其象征的意义无比深远：每一份索求皆有充分之“利天下”的堂皇借口时，个体本身便岌岌可危了，将如流沙上筑塔般最终轰然倒塌，所谓“天下”亦终为虚妄。
在我杨朱寂寂无闻之时，这世界已有诸多高调的理论派别活跃于聚光灯下。那些墨家学派如打了鸡血般兴奋地大喊：“兼爱！兼爱！要兼爱天下所有苍生！愿意摩顶放踵，利天下，吾往矣！”话音未落，已有墨者扑向洪水汹涌之地筑坝救民，全然不顾双腿已遭激流刮出条条伤口，血流如注。
儒家也不肯示弱，紧跟着登场亮相：“仁者爱人，义者宜也！克己复礼为仁！”说着，一众儒生已经摆好端庄坐姿，开始争辩“三年丧”是否符合最完善的礼仪守则——父母过世，儿子该悲伤到什么程度？该哭几天才算合礼？甚至哭嚎的音调高低与节奏长短皆需考究，竟争鸣成一种“悲痛学术”。殊不知真情之伤痛早被这些繁琐礼教扼杀了本质。
而我，杨朱，只是蹲在学术殿堂幽暗的角落里，抚摸着手中的一根白发，满心忧虑地在思考最基础的命题：“我是谁？何以为我？”在诸位大师口若悬河地大谈如何“拯救万民”“重塑天下”之际，竟然唯独忘了探究自身！犹如一个饥肠辘辘的食客拼命争论米其林餐厅的菜式装盘艺术，却忘记了盘中最需要补充的是食物本身。
墨家那种“全天下苦痛都揽入怀中”的模式，令我感到惶恐。若连路边的猫猫狗狗都要施予无差别的爱，岂不是要耗尽一切精力？况且“利天下”的口号何其响亮，但具体到个体行动界限却含糊不清，只知盲目牺牲，焉知不会在道德高调中迷失自己的本来面目？
再看儒家的“仁义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