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的“习”字，一一指出宋刻本、明抄本的异文：“你们看，这个‘习’字，有的版本作‘温习’，有的作‘实习’，校勘的功夫，就是要从这些细微处辨真伪、探本源。”

    讲到“目录学”，他又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从“经史子集”的分类逻辑讲到文献流传的脉络，连每个知识点的出处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新生觉得文献学“枯燥”，先生便笑着递过一本清代的刻本：“你摸摸这纸，闻闻这墨香。每一本古籍里都藏着前人的学问，文献学不是死的学问，是帮我们打开这些‘学问匣子’的钥匙啊。”

    陈思和先生代授贾植芳先生的《写作基础》，则满是“温度”。

    那时没有正式教材，先生便亲手油印了《写作讲义》，每页纸都带着新鲜的油墨味，字迹虽偶有模糊，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

    课程的核心是“真实情感”，先生总说：“写作不是堆砌辞藻，是把心里的话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他会给学生读巴金《随想录》里的片段——读至回忆故友萧珊的字句时，先生的声音有些发颤，台下的学生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课后的仿写练习里，有学生刻意用华丽的比喻，先生便在稿纸上批注：“巴金先生写‘我想念她’，四个字比千言万语都重。真实的情感，从来不需要修饰。”

    讲师们也知道大一新生里混了个许成军，每每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叫一遍许成军。

    彼时他混在大一新生里，却早已因“大战五大金刚”的故事在中文系讲师圈里传开。

    因此每每课上有疑难问题，总习惯性地先叫一声“许成军”——像是故意“考较”，又藏着几分“期待”。

    而许成军从无刻意的特殊表现。

    每次被点名，他都只是站起身，语调平和地阐述观点，可那些观点，往往是“架空了四十余年”的新鲜视角。

    或许是建国前便被埋没的学术假说，或许是结合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阐释，又或许是对某个经典文本的全新解读。

    一次蒋孔阳先生问他“如何理解‘典型人物’的时代性”，他便以《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为例，既分析了曹雪芹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又联系了“人的觉醒”这一永恒命题，甚至引用了当时国内尚少有人提及的存在主义观点。

    话音落下，教室里静了片刻，蒋孔阳先生扶了扶眼镜，缓缓点头：“这个角度，我此前也未深思。思路惊奇，语出惊人，更难得的是基础扎实，后生可畏啊。”

    一周的时光虽短，却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复旦中文系学子的心湖，漾开久久不散的涟漪。

    朱冬润先生的古典文学课，张世禄先生的语言学课，胡裕树先生的现代汉语课

    这些先生们，有的深耕美学，有的专攻文献，有的专注语言，却共同构建起“文史哲贯通”的教学范式.

    文献学为文学研究打下根基，美学为文本解读打开视野，语言学为表达提供精准的工具，而写作课则让“学问”落地为“真情”。

    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学术品格的塑造。

    先生们用自己的广博与精深，告诉学生“做学问要沉下心”，也鼓励他们“要敢想、敢说、敢质疑”。

    那一周，是 1979年复旦中文系的开学首周，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改开初期复苏的一个缩影。

    教授们重新站上讲台，眼里是对学术的热忱。

    学生们捧着笔记本，脸上是对知识的渴望。

    教室里的讨论声、图书馆里的翻书声，交织成一个时代“向学”的序曲。

    而许成军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慢慢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一步步走向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