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绍信也站在周旭面前走了两圈。“我……其实我心里没底。”他下意识攥了攥手里那碗炒黄豆，声音压得低，却格外诚恳：“周老师，各位导演，我知道这个角色分量重，是压舱石一样的人物。我原...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时，窗外正飘着细雨，灰蒙蒙的天光透过玻璃，在马国立摊开的笔记本上投下几道斜斜的水痕。他刚把最后一行字圈出来——“首期印制五千万张，分三批投放，首批定于九月一日京沪广深四地同步发售”，笔尖悬在纸面上，迟迟没落下句点。周旭就坐在他对面，手里捏着半截铅笔，指腹无意识摩挲着笔杆上被磨得发亮的漆皮。他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马国立写，眼神沉静，像一泓秋日湖水，不急不躁，却自有分量。马国立忽然抬头：“周旭同志，你真觉得……老百姓会买？”这不是质疑，是确认。他需要再听一遍那个声音——不是从文件里抄来的逻辑，而是从周旭嘴里说出来的、带着体温的判断。周旭放下铅笔，端起搪瓷缸喝了一口茶，热气氤氲间抬眼：“马主任，您还记得八三年冬天吗？”马国立一怔：“哪年？”“《高山下的花环》电影上映那会儿。”周旭声音低了些，“您去东郊工人文化宫看过没？门口排长队，买票的人冻得跺脚，手揣在棉袄袖筒里还攥着两毛钱硬币，就怕轮到自己时票卖完了。那会儿电影票才一毛五，可大家宁可多等二十分钟，也要进剧场看梁三喜怎么喊‘祖国，我回来了’。”马国立喉结动了动，没接话，但手指慢慢松开了紧攥的笔。“那时候没人算账。”周旭继续道，“没人想‘我花一毛五，值不值得’。他们就想——这事，我得在场。”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挂着的亚运会倒计时牌，红漆数字“287”像一簇未熄的火苗：“现在也一样。买一张两块钱的奖券，不是图那千把块奖金。是图个念想：我参与了，我站在这儿了，我亲手往亚运大厦的砖缝里，塞进了一粒沙。”马国立缓缓点头，胸口那团闷气悄然散开。他忽然想起昨天在体委档案室翻旧资料时看到的一份内部简报——1984年北京马拉松奖券发行首日，西单路口销售点凌晨四点就排起三百米长队，售出三千七百张，其中六成购买者年龄在五十岁以上；有位退休老教师拄着拐杖来，掏出十张粮票换了一张奖券，工作人员说不收粮票，他执意留下，说“这票我买了，粮票当香火钱，给咱们中国运动员烧一把旺火”。原来不是没人信，是没人敢信自己真能信。“那……开奖呢？”马国立又问，语气已全然不同，“你说设一百个一千块的奖，可万一有人中了，兑奖时闹起来，说‘凭什么就我一个倒霉蛋没中’？”周旭笑了：“所以得让中奖变成仪式。”他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草图——不是正式设计稿，是用蓝墨水在稿纸上画的示意图：一个带透明罩子的旋转滚筒，里面装着编号为00000001至10000000的号码球，滚筒下方连着一根导管，直通后台密封箱。旁边一行小字写着：“每期开奖全程录像，央视直播，公证处监督，中奖名单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公示，附公证号与监督电话。”“不是抽签，是公开转动。”周旭指尖点着图纸，“滚筒转满三圈，停稳后由三位不同单位代表共同开启导管闸门，球自动滑入箱内。全程无手动接触，连公证员的手都不能碰球。这样，就算有人怀疑，也得先质疑央视镜头、质疑公证处公章、质疑《人民日报》的铅字——您说，谁敢？”马国立盯着那张潦草的图纸，忽然伸手按住自己左胸。那里，一枚“先进工作者”奖章别在中山装第二颗纽扣上方，边缘已微微泛黄。他没再说话，只把笔记本翻到新一页，重新提笔，字迹比刚才沉稳得多：“第一，成立专项监督组，由中纪委、审计署、全国总工会各派一名副厅级干部牵头；第二，所有彩票印制委托上海印钞厂，采用人民币防伪油墨与水印纸；第三，每张彩票背面加印二维码，扫码可查该张票所属批次、印刷日期、销售网点及对应资金流向……”周旭静静听着，直到马国立写完“第七，首期销售启动日，邀请十位普通市民代表现场见证开机仪式——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军人、医生、出租车司机、居委会主任、个体户、退休老干部，一人一票，当场刮开。”“好。”周旭忽然开口，“但得加一条。”马国立抬头。“请他们刮开之前，先念一段话。”周旭说，“就念《潜伏》里余则成入党宣誓那段——‘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不用全念，念开头三句就行。”办公室里静了三秒。马国立笔尖一顿，墨点洇开一小片蓝。他慢慢抬头，看见周旭眼里没有戏谑，没有煽情，只有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对。”他忽然明白了，“不是宣传口号，是提醒自己——这钱，是从信仰里长出来的。”窗外雨声渐密，敲在玻璃上，像无数细小的鼓点。下午三点，亚组委紧急召开协调会。会议室长桌两侧坐满了人：体委政策司、财政部预算司、央行货币发行局、中宣部新闻局、新华社总编室、北京市委宣传部……还有特意从上海赶来的印钞厂总工程师。空气里飘着油墨味、茶渍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紧张气息。王主任推了推眼镜，直接把周旭那份手写建议拍在桌上：“各位，不绕弯子。这是作家周旭同志提的方案，我逐条看过，也请马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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