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带队做了初步测算。现在，请大家提意见——不是挑刺，是帮我们把漏洞补严实。”财政司那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处长第一个开口：“限额发行没问题，但两块钱定价……会不会太低？”“不高。”周旭接过话，“去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月收入不到一百块，两块钱等于普通人两天饭钱。太高，就成奢侈品；太低，又失了庄重感。而且……”他翻开随身带的《1984年国民经济统计公报》，“全国有六亿七千万人口，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买一张，就是六百七十万张，一千三百四十万元——这还只是保守估计。”央行那位工程师插话：“印钞厂能承接，但防伪必须升级。我们建议增加荧光油墨，紫外线照射显‘亚运’二字；纸张嵌入金属丝，位置与人民币一致；每十万张设一个微缩编码，可追溯到具体印刷机台。”“好！”王主任立刻记下，“这条马上落实。”这时，一直沉默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忽然抬手：“周旭同志，您刚才提到‘中奖即仪式’。我想问——如果真有工人师傅中了千元大奖，我们是否允许他接受媒体采访？”周旭毫不犹豫：“不但允许，还要重点报道。”他身体微微前倾，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请他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站在车间机床旁接受采访。让他讲讲，这笔钱准备怎么花——是给儿子交大学学费，还是给老母亲买药，或者……捐给厂里工会，给一线工人买防暑饮料。要真实，要有汗味，要有铁锈味。”会议室里响起几声轻笑，又迅速安静。局长点点头，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抬头时眼中已有笑意：“明白了。这不是彩民中奖，是普通人在国家大事里，摸到了自己的心跳。”散会已是傍晚。众人陆续起身，王主任却拉住周旭手腕：“留步。”他关上门，从保险柜取出一份红绸包裹的文件，轻轻放在周旭面前。“这是国务院特批件。”王主任声音压得很低，“今天上午刚下来的。准予以第十一届亚运会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行‘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奖券’，授权期限自1985年9月1日至1986年12月31日。首期发行额度，五千万张。”周旭没伸手去碰。他望着那抹红绸，忽然想起昨夜伏案改稿时，窗外飘进一缕桂花香。楼下小院里，邻居老大爷正教孙子背《沁园春·雪》，童音清亮：“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王主任。”他开口，声音很轻，“这红绸……能不能拆开？”王主任一愣，随即笑着点头。绸布掀开，露出蓝底烫金的批文原件。周旭的目光掠过那些端庄的宋体字，最终落在落款处——“国务院总理”四个朱红大印上，印章边缘微微晕染，像一滴未干的热血。他伸出食指，隔着纸面，缓缓描摹那枚印痕的轮廓。指尖传来纸张微涩的触感，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沉甸甸的温度。“周旭同志？”王主任轻声问。周旭收回手，笑了笑：“没事。就是觉得……这印泥，好像还没干透。”王主任怔住，随即仰头大笑，笑声震得窗台上那盆文竹簌簌落下一串细小的叶芽。三天后，北京工人体育馆南广场。清晨六点，晨练的老人们尚未散尽，广场中央已搭起一座素白高台。台上没有横幅，只悬着一方黑底白字匾额：“为国集资，为民立信”。台下，十位市民代表穿着各自职业的服装：穿蓝布工装的炼钢工人袖口还沾着炭灰，戴草帽的农民裤脚卷到小腿，女教师胸前别着“优秀班主任”徽章，穿洗得发白军装的老兵肩章上三颗星已有些黯淡……他们每人手中握着一张未刮开的奖券，券面印着奔跑的火炬与长城剪影，右下角是一行小字：“本券收入全额注入亚运会专项资金账户”。八点整，央视直播车架设完毕。镜头缓缓推进，扫过一张张朴实的脸——没有笑容，没有刻意摆拍，只有一种近乎肃穆的平静。周旭站在台侧阴影里，看着陶慧敏手持话筒走上台。她今天没穿裙装，一身藏青色西装，头发挽成利落的发髻，胸前别着一枚小小的铜质火炬徽章。“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工友、乡亲、老师、同学们。”陶慧敏声音清亮，不疾不徐，“今天我们不唱歌，不跳舞，不演戏。我们就做一件事——替全国人民，把心里那句话，说出来。”她举起手中奖券，面向镜头：“我志愿……”台下十人齐声接道：“……为亚运会贡献一份力量！”声音并不洪亮，却奇异地穿透了初秋微凉的空气，撞在体育馆斑驳的砖墙上，又反弹回来，一圈圈荡开。周旭忽然想起《潜伏》剧本第十七场结尾的舞台提示：“灯光渐暗，唯余一束追光打在余则成胸前的党徽上，徽章反光如星。”此刻，广场上空无追光，但十张奖券在朝阳下泛着微光，像十粒被擦亮的星子。马国立不知何时站到了周旭身边，递来一杯热豆浆。他嘴唇有点抖，却努力绷着嘴角：“周旭同志……这声‘我志愿’，比咱们预演时，响多了。”周旭接过杯子，温热的瓷壁熨帖掌心。他望着台上，陶慧敏已开始引导第一位代表刮开奖区。那是一位扎羊角辫的小女孩，约莫十岁，左手紧紧攥着父亲的工作证，右手刮奖的动作却异常稳当。银色涂层簌簌剥落。露出底下黑色数字：0827391。小女孩没看数字，先仰起脸问：“阿姨，这个号码……是不是跟我的生日一样？”全场静了一瞬。陶慧敏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声音温柔而郑重：“是的。你出生那天，北京正在申办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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