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天还没亮。两辆越野车悄悄驶出瑞丽市区，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地方陪同。林枫坐在第一辆车上，看着窗外逐渐褪去的夜色，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调研才刚刚开始，就已经从“暗访”变成了“明察”，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车子驶上前往盈江的县道，果然如秦卫东所说，路况极差。刚出瑞丽三十公里，就遇到一处塌方，半边路面被泥石流冲毁。工人们正在抢修，看到车队，一个负责人模样的人跑过来。
“各位领导，这段路昨天夜里塌的，估计要中午才能通。”负责人抹了把汗，“要不您们绕道？从龙陵那边走，虽然多走八十公里，但路况好。”
林枫下车看了看塌方现场，又看了看表：“不等了，我们走路过去。车子想办法绕道，到前面汇合。”
“走路？”负责人都愣了，“领导，前面还有十几公里山路呢！”
“就当锻炼身体了。”林枫转头对调研组说，“大家把必要的东西带上，轻装简从。走不动的同志可以跟车绕道。”
没人选择绕道。十二个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开始徒步穿越这段山路。晨雾还没散，山林里湿气很重，没走多远，衣服就湿透了。
周明远是搞经济的，平时运动少，走了半小时就开始喘粗气。李悦教授倒是体力不错，边走边用平板记录海拔和坐标。秦卫东和几个公安系统的同志走在最前面探路，岩温省长不时用当地语言和遇到的村民打招呼。
走了约莫五公里，前面出现一个傈僳族村寨。寨子不大，十几户人家，都是传统的木结构房子。一个老人正在房前喂鸡，看到这群陌生人，眼神里充满警惕。
岩温上前用傈僳语打招呼，老人勉强回应了几句，就转身回屋了。这个细节让林枫眉头一皱——之前在西双版纳和普洱，边民虽然拘谨，但至少愿意交流。这里的警惕性明显更高。
秦卫东低声说：“林书记，这个寨子我去年来过，当时在侦办一起跨境枪支走私案。寨子里有人涉案，后来判了三个。估计是因为这个，对陌生人有戒心。”
正说着，寨子里走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穿着旧军装，走路有点跛。他看到秦卫东，愣了一下，随即加快脚步走过来。
“秦队长？”中年男人试探着问。
“你是……阿邓？”秦卫东认出来了，“你的腿怎么样了？”
“好了，好了。”叫阿邓的男人有些激动，“秦队长，您怎么来了？这位是……”
秦卫东介绍：“这是省里来的林书记，到边境调研。”
阿邓的表情瞬间复杂起来，有敬畏，有犹豫，还有一丝不安。他犹豫了一下，才说：“领导们到家里坐坐吧，喝口茶。”
木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干净。阿邓的妻子端来茶水，是用当地野生茶叶煮的，有种特别的苦涩味。
“阿邓以前是民兵队长，”秦卫东简单介绍，“三年前协助我们破获枪支走私案时受伤，腿中了枪。后来案子破了，但他在寨子里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有人觉得他‘出卖’了自己人。”
阿邓低着头，摆弄着手里的茶碗：“没啥，都是我该做的。就是……就是寨子里有些人，到现在还不理我。连我儿子在学校都被欺负，说他是‘叛徒’的儿子。”
这话说得很平静，但听在耳里格外沉重。林枫问：“当初涉案的那几个人，现在怎么样了？”
“两个判了十年，一个判了八年。”阿邓说，“他们的家人还在寨子里，日子过得难。有时候我也想，我做得对不对……要是当时没举报，他们可能还在，家里也有人照顾。”
“但枪支流进来，会害更多人。”秦卫东说。
“我知道，我知道。”阿邓重复着，“可寨子里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说，那些枪又没打中国人，是卖到缅甸去的，人家打仗关我们什么事？咱们自己还穷得叮当响呢，管那些闲事……”
这话暴露了边境地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国家意识、国土意识的淡薄。在一些边民看来，国境线那边的事“与我无关”，只要能挣钱，什么都敢干。
林枫沉默地喝着茶，苦涩的滋味从舌尖蔓延到心里。他想起在瑞丽解救的那些年轻人，想起他们中有人说“愿意继续干”。当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法律、道德、国家意识，都会让位于最原始的生存本能。
“阿邓，寨子里现在年轻人多吗？”他问。
“不多，都出去了。有的去瑞丽、芒市打工，有的……”阿邓顿了顿，“有的去了那边。那边工资高，一个月能挣四五千，是这边的两倍。”
“具体做什么工作？”
“说是做玉石生意，但谁知道呢。”阿邓苦笑，“反正回来的人都穿金戴银的，在寨子里盖新房。有人问，他们就笑笑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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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了。林枫在心里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