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向那三个缅甸商人，用不太熟练的缅语夹杂着汉语说：“以后你们的翡翠、红木、水果，可以直接在这里交易。手续一站式办理，货款当天结算。不用再像现在这样，货物要倒好几手，钱要等好几天。”
为首的缅甸商人吴温吞仔细看着规划图，又看了看眼前这片刚刚清空的场地。他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在瑞丽做了二十多年翡翠生意，能说一口流利的云南方言。“周书记，规划很好。但是——”他指了指不远处，“那些人家怎么办？”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是一片低矮的棚户区。二十几户人家沿着边境线搭建的简易房屋，像贴在大地上的补丁。有些是竹楼，竹篾墙壁已经发黑；有些是石棉瓦房，瓦片残缺不全；最边上的一间甚至是用废旧集装箱改装的，锈迹斑斑。那里晾晒着衣服——有小孩的背心，有女人的筒裙，有男人的工装；有孩子在奔跑嬉戏；有老人在门口的小凳上晒太阳，手里编着竹筐；还有炊烟从几户人家升起，是准备做早饭了。
那是历史遗留问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边民在边境线附近搭建了临时住所，后来就住了下来。他们中有的有中国户籍，有的是缅甸籍但长期在此生活，情况复杂得像一团乱麻。
周明华沉默了片刻。他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但每次看到这片棚户区，心里还是会堵得慌。他转身对身后的工作人员说：“把登记册拿来。”
一本厚厚的册子递到他手中。册子的封面已经磨破了边，里面的纸张也因为反复翻阅而起了毛边。周明华翻开，一页一页地念，声音不大，但在清晨的空气中很清晰：
“岩保，六十二岁，中国籍，住在这里三十八年，以编竹器为生。女儿嫁到腾冲，儿子在广东打工，每年春节回来一次。有高血压，药不能断。”
“玛努，五十八岁，缅甸籍，住在这里三十一年，丈夫十年前在矿上事故去世，独自抚养两个孙子，靠卖米线糊口。大孙子在瑞丽读初中，成绩很好。”
“岩三，四十七岁，双重身份，在中国这边做小生意，在缅甸那边有土地，每天往返。妻子是缅甸人，在老家照顾老人。有三个孩子，两个在中国读书，一个在缅甸。”
“玉恩，三十九岁，中国籍，丈夫吸毒去世后独自带女儿生活。在贸易区打零工，收入不稳定。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定期复查。”
他一连念了十几户的情况，每念一户，就抬头看看那片棚户区，仿佛能透过简陋的房屋，看到里面一个个具体的人生——岩保那双因常年编竹而变形的手，玛努凌晨三点就起来熬汤的背影，岩三每天在边境线上来回奔波的脚步，玉恩抱着女儿去医院的焦急眼神……
念完了，他把登记册合上，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摩挲。册子很旧了，但他的动作很轻，像在抚摸什么珍贵的东西。他抬起头，看向吴温吞：“吴老板，你问得好。这些人怎么办，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他招招手，一个年轻干部跑过来。小伙子叫杨帆，是市委办新来的选调生，戴着黑框眼镜，脸上还带着学生气。“小杨，安置方案出来了吗？”
“出来了周书记。”杨帆递上一份装订整齐的文件，“我们做了三个方案：一是在贸易区附近建安置小区，成本高但彻底；二是在原址附近升级改造，保留他们的生活圈但影响规划；三是货币补偿，让他们自己选择去向。”
周明华接过文件，翻了翻，摇摇头：“纸上谈兵。”他把文件递还给杨帆，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小杨，你记住，做群众工作，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换位思考。你写的这些方案都很好，但少了最重要的东西——人心。”
他看着那片棚户区，晨光中，有扇门开了，一个老太太端着一盆水出来，泼在门口的空地上。“走，我们去听听他们自己怎么说。”
棚户区里，二十几户人家已经聚在了一起。消息传得快，大家都知道市委书记来了，可能要谈拆迁的事。人们脸上有不安，有担忧，有期待，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看到周明华带着一群人走过来，大家显得有些紧张。妇女们把孩子们往后拉，男人们下意识地往前站了站。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被推举出来说话——他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岩保。老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脚上是自己编的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个没编完的竹篮。他走到周明华面前，腰有些佝偻，但努力挺直了。
“书记，我们听说这里要拆？”岩保的声音有些发颤，不是害怕，是那种长期生活在边缘的人面对权力时本能的紧张，“我们这些老骨头，还能去哪儿啊？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八年，这竹楼的一根竹子、一块篾片，都是我亲手弄的……”
周明华没有直接回答。他左右看了看，搬起墙角一个倒扣着的小板凳——那是岩保平时编竹器时坐的，凳面磨得光滑发亮。他把小板凳放在地上，自己坐下了，又指了指旁边另一张小凳：“岩保大叔，您也坐。咱们坐着说。”
岩保愣住了。他活了六十二年，见过不少干部，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