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国站在K37+500段塌方现场的最高处，手里的对讲机不时传来各作业面的汇报声。这位老工程师一夜未眠，眼睛布满血丝，但腰杆挺得笔直。晨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工作服上溅满了泥点——那是昨夜亲自下到钻探井底取样时留下的。
“王总，B3探井打到十五米了，还是填埋层。”对讲机里传来地质组长赵工沙哑的声音，“垃圾成分很杂，有建筑废料、生活垃圾，还有……好像有化工废料桶的残片。”
王建国的眉头拧成了疙瘩。化工废料？如果真有这种东西埋在地下十几年，渗透污染的地下水，那问题就不仅仅是工程安全了。
“取样，密封，马上送省环境监测中心。”他的声音沉得能拧出水来，“通知所有人，这个区域扩大警戒范围，没有防护装备不准靠近。”
“可是工期……”对讲机那头迟疑了一下。
“没有可是！”王建国的声音陡然拔高，“赵工，你我都是干技术的，该知道轻重。现在挖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谁知道地下还埋着什么？咱们修路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不是给子孙后代埋地雷！”
对讲机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后，赵工的声音重新响起，这次透着股狠劲：“明白了王总。我亲自取样，马上送检。”
王建国放下对讲机，望着脚下这片被挖开的山体。晨雾渐散，阳光刺破云层，照在裸露的土石上。那些混杂在泥土里的塑料袋、碎玻璃、腐烂的织物，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这是历史的伤疤，是发展进程中欠下的旧账。而现在，他们这一代人要为此买单。
身后传来脚步声。王建国回头，看见岩温正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来。这位省长今天没穿西装，换了身迷彩服，脚上的作战靴沾满了泥浆。
“王总，又是一夜没睡？”岩温走到他身边，递过来一瓶矿泉水。
王建国接过水，却没喝：“省长不也一样？我听说您昨晚在指挥部待到凌晨三点。”
两人相视苦笑。岩温望向山下的工地，那里机器轰鸣，工人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我刚才接到林书记电话，他今天下午要过来。”
王建国的手顿了一下：“林书记亲自来？这里情况还不明朗，万一……”
“万一什么？万一有危险？”岩温转过头，脸上有理解，也有坚定，“王总，你觉得林书记是那种见困难就躲的领导吗？”
王建国不说话了。他想起了上次林枫来木古村，下雨天和工人们一起在泥泞里踩点的样子。
“林书记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岩温的声音在晨风中很清晰，“他说，‘问题越严重，我们越要到现场。躲在家里听汇报，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山风吹过，带着深秋的凉意。王建国握紧了手中的矿泉水瓶，塑料瓶发出轻微的“咔咔”声。
“省长，”他忽然问，“您说，咱们这么较真，值吗？全线停工排查，工期至少要拖三个月。到时候，老百姓会不会骂咱们无能？上面会不会觉得咱们没本事？”
岩温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边坡边缘，蹲下身，抓起一把土。土里混杂着细碎的塑料片，在指缝间漏下去。
“王总，我跟你讲个故事。”岩温的声音很平静，“我十六岁那年，我们寨子要修第一条通村路。那时候穷，没机械，全寨子老少一起上，用锄头挖，用背篓背。修了整整一年，路通了，大家高兴得放鞭炮。”
他顿了顿，手心里的土慢慢洒落：“可是第二年雨季，有一段路塌了，埋了两个去镇上卖山货的乡亲。其中一个，是我堂叔。”
王建国愣住了。
“后来查出来，那段路底下有个老坟，迁坟的时候没处理好，夯土不实，雨水一泡就垮了。”岩温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我堂叔下葬那天，我阿爹说了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他说，‘路修不好，不如不修。修路是积德的事，不能变成造孽’。”
晨光完全铺满了山谷。岩温的脸在阳光下棱角分明，那双眼睛里沉淀着太多东西——有痛，有悟，更有担当。
“所以王总，你问我值不值？”岩温看向王建国，一字一句，“我觉得值。工期耽误了，咱们可以赶；老百姓一时不理解，咱们可以解释。但路要是修得不安全，那是要出人命的。人命，咱们赔不起，更担不起。”
王建国的眼眶突然热了。他用力点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是啊，人命。这两个字，重如泰山。
上午十点，春城，省委一号会议室。
视频会议系统已经调试完毕。大屏幕上显示着京城的画面——庄重的会议室，深红色的背景墙，但此刻座位上还没有人。
林枫坐在春城这端的主位上，面前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汇报材料。岩温、李卫国、周明华等人分坐两侧，个个神情严肃。
“都准备好了？”林枫抬头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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