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需要绕过省厅的地步……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督导组可能已经掌握了一些指向性明确的线索，意味着他们可能认为省厅内部——甚至可能包括他聂磊本人——不值得信任。

    这个念头让他后背发凉。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小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烈酒灼烧着喉咙，却浇不灭心头的焦虑。

    他该怎么办？

    向赵万宝书记汇报？怎么开口？“老师，部里来的人可能在查赵凯”？证据呢？仅凭一些捕风捉影的直觉？如果只是误会，岂不是平白让老师担心，还显得自己一惊一乍、不堪大任？更重要的是，如果赵凯真的有问题，自己这个“报信”的举动，在督导组看来意味着什么？是通风报信？是试图阻挠调查？

    装作不知？可万一督导组真的查出了什么，而且事情闹大了呢？自己这个公安厅长，对发生在眼皮子底下、可能涉及本省政法系统主要领导亲属的违法犯罪活动毫无察觉、毫无作为，这本身就是严重的失职。到时候，谁来保他？赵老师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能顾得上他吗？

    聂磊感到自己正站在一个狭窄的悬崖边上，左右都是深渊。向左，可能辜负师恩，失去政治靠山；向右，可能玩忽职守，断送政治生命。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这个看似位高权重的公安厅长，在真正的风暴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力。

    他的目光再次落到那张老照片上。年轻的赵老师目光清澈，仿佛能穿透岁月。聂磊忽然想起老师当年在课堂上说的另一句话：“执法者最大的考验，往往不是在面对穷凶极恶的罪犯时，而是在面对情与法、利与义的抉择时。”

    情与法……利与义……

    聂磊苦笑着，将照片重新锁进抽屉。他做出了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既不过问督导组的调查，也不向赵万宝透露任何风声。他会密切关注事态发展，但绝不主动介入。他要确保省厅的正常工作不受干扰，确保自己的手上不沾任何可能的污点。这是一种极其精致的平衡，也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他能做的，只有祈祷——祈祷赵凯的问题不要太大，祈祷督导组查不出什么实质内容，祈祷这场风波能悄无声息地过去。

    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给他喘息的机会。

    三天后的傍晚，聂磊正准备下班，秘书敲门进来，神色有些异样：“厅长，刚接到临江市公安局的紧急报告。他们……他们在协助部里督导组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意外截获了一个试图外逃的年轻女性，名叫苏晓雯。督导组的同志要求将她立即押解回省城，由他们直接接管，并请求省厅提供必要的警戒支持，但拒绝透露具体案情。”

    “苏晓雯？”聂磊心中猛地一沉。这个名字他有印象，不久前一份内部简报里提到过，与赵凯那辆车的违章记录有关。他强迫自己保持平静：“督导组哪位同志负责？”

    “是督导组的陈组长亲自带队，态度很强硬，说是……部领导直接交办的要案。”

    部领导直接交办……聂磊感到一阵眩晕。他挥挥手让秘书出去，独自在办公室里踱步。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璀璨却冰冷。

    他知道，平衡被打破了。督导组不仅查了，而且动手了。他们抓住了某个关键人物，而这个人物直接指向赵凯。事情正在以他无法控制的速度滑向不可知的深渊。

    他该站队了。是继续装聋作哑，还是做点什么？

    犹豫良久，他拿起内部保密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不是打给赵万宝，而是打给省厅警卫局，用尽可能平稳的语气下达指令：“安排一支可靠的机动队，配合部里督导组的押解任务。注意，全程只听督导组指挥，不得过问案情，不得与押解对象有任何交流。任务细节严格保密。”

    挂断电话，聂磊瘫坐在椅子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他选择了程序正确，选择了明哲保身。这或许是最稳妥的做法，但也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主动干预的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听天由命了。

    而就在这时，他桌上的另一部红色电话响了——这是直通省委主要领导的内线电话。

    聂磊盯着那部电话，仿佛盯着一条吐信的毒蛇。响了七声，他才缓缓伸出手，拿起了听筒。

    “喂，我是聂磊。”

    电话那头传来赵万宝一如既往的、温和而沉稳的声音：“小聂啊，还没下班？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窗外的夜色，浓稠如墨。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