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他或许并未意识到这些话语的分量，只是在陈述他认知中“理所当然”的办事方式。但张彪敏锐地抓住了这些点。
“等等。”张彪打断赵凯关于一桩土地纠纷的叙述，“你刚才说，对方听说你是赵书记的儿子，就退出了竞争。具体是听谁说的？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退出的？”
赵凯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烁：“就……圈子里都传开了啊。他们肯定是怕了我爸呗。”
“是你亲自跟对方提了你父亲，还是你手下的人提的？或者，有其他人，比如你父亲的秘书、司机，或者其他什么人，出面打过招呼？”张彪追问，语气严肃。
“没……没有专门打招呼。”赵凯连忙否认，他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是我有时候跟朋友吃饭，他们知道我是谁……可能话就传出去了。真的，没让我爸或者他身边的人专门去说。”
“那国土局项目，你父亲的秘书打电话是怎么回事？”张彪翻回之前的记录。
“那个……那个是另一回事。”赵凯显得紧张起来，“就是项目前期有点小问题，需要协调。我……我跟我妈说了，我妈可能跟我爸提了一句，我爸就让秘书问问情况……真的只是问问！没有让关照的意思！” 他急于撇清，但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张彪没有继续逼问，但将这些细节都清晰地记录在案。他明白，赵凯的这些供述，已经开始触及到那个敏感的边缘——赵万宝是否知情，是否利用自身影响力，为儿子的不法行为提供了便利或形成了无形保护。这不再是赵凯个人的刑事犯罪问题，而是可能涉及到一位高级领导干部的纪律甚至法律责任问题。
讯问持续了数个小时。结束时，赵凯几乎虚脱。张彪让人带他下去休息，严加看管。
回到监控中心，周副处长和小陈脸色都很凝重。他们全程听到了审讯过程。
“头儿，这……”小陈欲言又止。赵凯的供述中涉及赵万宝的碎片化信息，像一颗颗危险的种子。
张彪面色沉静，他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笔录整理好，特别是涉及赵万宝同志的那些片段，要原原本本，一个字不要改，但也一句话不要过度解读。赵凯的供述，只是一面之词，而且有明显的推卸和夸大成分。我们不能仅凭此就下任何结论。”
“但这些问题，必须向上反映。”周副处长低声道，“按照程序，如果犯罪嫌疑人供述涉及同级或上级领导干部可能违纪违法，我们必须如实上报。”
“我知道。”张彪点头，“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们督导组原有授权案件的范畴。立刻整理一份详细的、客观的审讯情况报告，附上赵凯的原始笔录节选，通过绝密渠道，直接报给林枫部长。注意，在报告中，要明确指出这些是赵凯的单方面供述，尚未核实，其真实性、动机及与赵万宝同志实际行为之间的关联，需要进一步调查甄别。 建议由更高层面、更权威的部门介入核查。我们的任务，还是集中在查清、夯实赵凯及其团伙的具体刑事犯罪证据上。”
“明白！”周副处长和小陈立刻应道。他们都清楚，事情正在向更复杂、更深刻的方向发展。张彪的处理方式，既恪守了职责和程序，又保持了最大的谨慎和政治敏感度。
就在张彪准备向林枫汇报的同时，江城的另一端，赵万宝在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强打精神来到省委办公室。他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处理着日常公务，但内心的惊涛骇浪只有他自己知道。徐怀仁的警告言犹在耳，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搞清楚儿子到底犯了哪些具体的事，尤其是，有没有任何一件事，会直接或间接地牵扯到自己。
他再次秘密联系了那位在京城的法学教授老同学。这一次，他提供了一些从极其有限渠道了解到的、关于赵凯可能涉嫌的罪名方向，请求对方从专业角度分析，这些罪名如果成立，通常的调查方向是什么，在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是否会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嫌疑人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父母可能存在的失察、纵容甚至间接责任。
老同学的回复很快，通过加密邮件发来了一份严谨的法律分析。在分析了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和侦查实践后，邮件最后有一段话，让赵万宝的心沉入了谷底：
“……根据我国法律和党纪，领导干部对于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失管失教，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需承担相应领导责任。若存在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子女谋利，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影响力从事非法活动，甚至在知情后未予制止或报告，则可能构成更严重的违纪甚至违法。在实践中，对于涉及高级领导干部亲属的案件，调查其亲属犯罪过程中，同步了解领导干部本人是否尽到管教责任、是否廉洁自律、是否存在滥用职权或影响力提供便利等情况，是常见的、必要的调查维度。 这并非针对个人，而是维护法治和纪律严肃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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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