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老大来说，他欠星火的那两个角色，绝对是他最不想提起的事情。这件事情已经发生有一段时间了，树哥一直没有提这件事情，导致了王老大以为周树忘记了。没想到到了今天，周树竟然在这里等着他。...沈安平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橡皮擦上沾着几道浅灰的印子——那是她刚演算完一道物理题时无意识蹭上的。窗外夕阳斜斜切过窗台，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水泥地上，像一株刚被风推歪、却还没来得及倒下的小树苗。“明星？”她下意识重复，声音很轻，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微哑，尾音微微往上翘，不是疑问，更像不敢信的试探。白父把手机递过去，指尖还在发颤：“你……你自己听。”电话那头是个女声，语速快而清晰，带着专业性的温和：“白先生您好，我是星火影视《台北行》剧组海选组负责人林薇。我们经过三轮筛选、两轮导演组复评，沈安平小朋友在10位入围者中综合表现最为突出，尤其在即兴反应、情绪张力和镜头感三项指标上，远超同龄人。周导亲自审看了全部录像，特别标注‘有灵气，有根’。现诚邀沈安平小朋友与监护人于本月25日前赴京城，参与最终定妆试镜。食宿交通均由我方承担，往返机票已预留。”挂断电话后，屋里静得能听见电风扇摇头时轴承发出的细微“咔哒”声。母亲先反应过来，一把抓住女儿的手腕，指甲几乎陷进肉里：“妍妍！真是周树导演？就是那个拍《甲方乙方》《不见不散》的周树？”沈安平没点头，也没摇头。她只盯着自己手背上那几道淡红的指痕，忽然问：“妈，他……真看过我录像？”“当然！”白父抢着答，声音发亮，“人家导演说你‘有根’！什么叫有根？就是底子正！不是浮在面上的漂亮，是往骨头缝里长出来的劲儿！”沈安平慢慢抽回手，转身走回卧室，“砰”一声关上门。门没锁死，留了条缝。她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无声地抖动起来。不是哭，是憋得太久——从小到大，她被夸“懂事”“安静”“不用操心”，可没人问过她想不想站在光里。同学说她演话剧像念悼词，老师夸她朗诵有感情却从不让她上台领奖，因为“太瘦，不上相”。连校广播站招人，她录了三版样音，最后选的是个嗓音洪亮、爱笑、脸圆乎乎的男生。原来真的有人看见了。她拉开书桌最底下那个生锈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没有橡皮，没有尺子，只有一叠对折的旧作业纸。每一张纸上都密密麻麻写满字，不是习题，是剧本——她自己写的。有七页的《放学路上》，讲一个女孩每天绕开校门口卖糖葫芦的老头，怕他认出自己偷吃过他摊子边掉的山楂；有五页的《雨衣》，写妹妹穿着哥哥淘汰的荧光绿雨衣去夏令营，被嘲笑像只发霉的西瓜虫，最后暴雨突至，全班只有她那件雨衣没漏……纸页边缘卷曲泛黄，有些字被水渍晕开，像眼泪干涸后的盐粒。她抽出最新一页，标题是《风筝线》。开头只有一行：“线断了，风筝才敢看云。”门外，父母压低声音争执着。“明天就请假！我找厂里老张借他那辆永久牌，骑一天一夜也得赶到庐州坐火车！”“傻啊！人家说包机票！你骑车去？孩子脚踝上还有去年摔的旧伤你知道吗？”“可咱拿不出路费啊！”“拿不出也得拿！这孩子……这孩子等了十几年！”母亲的声音突然哽住，“她六岁那年发烧说胡话，攥着我手指喊‘妈妈别走’，结果第二天我就被厂里派去广州培训三个月。回来时她都不让我抱了，躲爷爷身后，眼睛黑漆漆的，像两口深井……”沈安平猛地吸了口气，把那页《风筝线》撕下来，揉成一团，塞进嘴里，用力嚼。纸浆混着唾液，苦涩又粗糙，像吞下了一小片粗粝的沙砾。她不能哭。哭了，就输了。25号清晨五点，苏村火车站。天还是铁青色，雾气沉在铁轨尽头，把远处几棵枯柳勾勒成水墨画里淡得几乎要洇开的墨痕。白父扛着个洗得发白的军绿色帆布包，包带深深勒进肩头；母亲拎着个印着“先进职工”字样的搪瓷缸，缸盖磕碰着缸身，发出空洞的“哐哐”声。沈安平穿着唯一一件没补丁的蓝布衫，头发用根黑绳草草扎在脑后，露出纤细的脖颈，像一截刚削好的青竹。候车室长椅冰冷。她掏出皱巴巴的火车票，背面用铅笔写着两个字：台北。不是“北京”。她早偷偷查过，《台北行》讲的是九十年代初，一个内地少年随母亲赴台探亲，在两岸尚未直航的夹缝里，用一台老式胶片相机拍下所有不敢说出口的思念。主角名字就叫沈安平——一个被时代洪流推着走、却始终攥紧自己姓名的男孩。“妍妍。”母亲忽然伸手，用拇指抹掉她眼角一星没落下的湿意，动作笨拙却极轻，“到了京城，别怕。周导演……他是好人。”沈安平没应声，只是把车票翻过来，盯着正面印着的红色站名：庐州。她想起昨夜父亲在灯下翻出本泛黄的《庐州晚报》，指着一则剪报念给她听：“……我市籍青年企业家周树，携星火集团捐建巢湖希望小学三所，资助贫困学生二百一十七名……”报纸右下角有张模糊照片，年轻男人站在简陋的校舍前，眉眼清峻，对着镜头笑得并不张扬，可那笑意像一束光，稳稳落在身后孩子们仰起的脸上。原来他早就在那里了。在她不知道的地方，修路，盖楼，托住坠落的人。火车启动时，沈安平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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