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直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是朝鲜传来的《春天来了》，经过加密处理后被嵌入背景音轨，微弱却清晰。他知道，这不只是歌，是一个信号：有人还在拍，还在唱，还在相信被听见的可能。
仪式开始前半小时，林赛来电，声音压得很低：“美国司法部撤诉了。”
“什么？”
“他们撤销了对‘共鸣网络’的调查提案。不是败诉，是悄悄撤案。理由是‘证据不足，且涉及跨国数据主权争议’。”
陈实冷笑：“也就是说，他们打不过，就装看不见。”
“差不多。但代价也来了??FCC已通知所有合作 ISP，停止为我们的边缘节点提供带宽支持。接下来，我们得靠自己的量子中继站撑下去。”
“那就撑。”他说，“告诉技术组，启动‘星火计划’第二阶段。我要每一个偏远站点都能独立组网，不依赖任何国家基础设施。”
他挂掉电话，走向台前。没有麦克风，只有一块黑板和一支粉笔。他在上面写下三个字：**继续拍**。
然后转身，面对台下近百名来自中东、北非、南亚的年轻导演、记录者、街头放映员。
“他们想让我们内疚，说我们在煽动分裂；他们想让我们恐惧，说我们在挑战秩序；他们还想让我们疲惫，用一轮又一轮的审查、抹黑、封锁消耗我们。”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但我们知道真相??我们不是在制造冲突，我们是在揭露早已存在的伤痕。不是在鼓动反抗，而是在允许沉默者开口。如果这叫危险，那我宁愿全世界都变得‘危险’起来。”
掌声如潮水般涌来。一名戴着头巾的女孩站起来，声音颤抖：“我来自巴士拉。我爸说我拍的东西没用，女人不该碰机器。可我拍下了妹妹第一天上学的样子……她说，她将来要当法官。”
陈实点头：“那就让她出现在每一部你拍的片子里。让她长大，让她说话，让她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当天夜里，他独自回到租住的小屋，打开“萤火”终端，进入暗网备份库。那里存着过去一年中被各国政府删除、屏蔽或“建议下架”的三千七百二十一部作品。他随机点开一部：缅甸克耶邦，一位僧人用藏在佛珠里的微型摄像头记录军方搜查寺庙的过程。画面晃动，几乎看不清人脸，但能听见孩子们躲在地窖中的呼吸声。最后几秒，录音自动终止，只剩下一串摩斯密码式的敲击声??后来破译出来是：“记住我们。”
他把这段标记为“黎明档案001”，并设定在2030年自动公开。他知道，在某些地方，真相不能立刻见光，但它必须活着，等来那个可以被讲述的时代。
三天后，扎赫拉发来新消息：《天空之下》正式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随信附上一张截图??评审团主席在内部会议上说：“这不是电影，这是灵魂的供词。”
陈实回了一个燃烧的星星表情。他知道，这部片子会引发轩然大波。它不仅挑战了塔利班的历史叙事，更戳穿了国际社会多年来的沉默共谋。果然，阿富汗临时政府发言人当天便发表声明，称该片“歪曲事实、美化叛逃者”，并警告任何放映此片的国家将“承担后果”。
但他不在乎。真正让他动容的，是另一条私信：一位匿名用户上传了一段回应短片，标题是《我也曾想飞》。内容是一名巴基斯坦空军女学员的日记朗读，配以手绘动画。她说她每天偷偷练习飞行手册背诵，哪怕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拿到执照。“但我可以在梦里起飞。”她说，“而在梦里，我没有重量，只有风。”
陈实将这部短片设为“共鸣网络”首页推荐，并写下一句话导语：“当现实禁止飞翔，电影就是翅膀。”
四月中旬，他启程前往孟买，参加首届“南方电影节”??由印度、南非、阿根廷、印尼等十二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起的文化行动，旨在打破欧美对国际影展的话语垄断。机场接机时，一群大学生举着横幅围上来，上面写着：“你是我们的光。”
他摇头苦笑：“我不是光。我只是个拿着灯的人，而真正的光，是你们手里那些破旧却不肯放下的摄影机。”
电影节期间，他主持了一场名为“谁有权讲述故事”的圆桌论坛。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尼日利亚老导演，曾因拍摄政府腐败题材入狱七年；还有一位智利原住民少女，用祖母留下的胶片相机记录部落迁徙史。讨论进行到一半，主持人突然宣布：由于“技术故障”，直播信号中断。
陈实笑了：“这种话我听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