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没有名字。出生证明上写着‘女婴，无国籍’。妈妈说，等有一天我能上学，老师会给我起一个。可学校从来没开过。
> 直到去年，有个志愿者带来了‘萤火’。我学会了拍照。我给自己拍了第一张证件照，然后在下面打字：‘我是努帕，十二岁，我想当导演。’
> 那一刻，我有了名字。”
录音结束，电台静默三秒，随后响起AI合成的童声合唱版《春天来了》。
陈实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静静听完。
他忽然意识到，这场斗争的本质，从来不是技术对抗，也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命名权的争夺**??谁有权定义一个人的存在？是谁决定哪些故事值得流传，哪些记忆必须抹去？
当他重新发动车子时，手机弹出一条新通知：朝鲜方向再次出现异常信号波动。这次不是音频，而是一组极低速的数据流，疑似手敲摩斯密码，经解码后仅得一句话：
> “图书馆地下室，第三排书架背面，有你们的电影。”
他瞳孔一缩。
平壤国家电影资料馆？那位曾写下《忏悔录》的女子？还是另有其人？
他立刻联系林赛：“组织一支非官方回收小组。人选必须是双重身份掩护者，最好有外交背景。目标：潜入指定地点，取回任何可能藏匿的影像资料。行动代号‘破晓拾荒’。”
“太危险了。”林赛说，“一旦暴露，不仅是被捕，可能是死刑。”
“我知道。”他望着挡风玻璃外的城市灯火，“但如果真有胶片藏在那里，那就意味着，连最严密的审查机器内部，也有人在偷偷保存异端。”
“值得吗？”
“值得。”他答得毫不犹豫，“一块胶片，可能抵得上一万场演讲。因为它不是观点，是证据??证明即便在绝对黑暗中，仍有人拒绝遗忘。”
两天后，行动正式启动。执行者是一名韩裔加拿大籍文化参赞，真实身份却是“共鸣网络”潜伏十年的情报员。他借文化交流项目之名进入平壤，随身携带改装过的书籍扫描仪，伪装成普通阅读设备。
与此同时，陈实在洛杉矶发起“千人共读计划”??邀请全球创作者同步朗读《影子》剧本全文，每段录音限时六十秒，随机拼接成一部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的声音装置作品。目的只有一个：制造舆论掩护，让外界注意力暂时远离朝鲜局势。
第三天凌晨，第一条成功反馈传来：参赞已在深夜潜入图书馆地下室，找到一处松动的砖墙，取出三个密封铁盒。初步检查显示，内含十六毫米胶片卷轴若干，部分标注为“禁映品?境外思想污染源”，其中包括《影子》的盗版拷贝、贾法?帕纳西的未公开手记，以及一部从未面世的朝鲜地下电影《门缝里的光》，由一名已失踪导演于2015年秘密完成。
“全部数字化。”陈实下令，“优先修复《门缝里的光》。其余资料按安全等级分级归档。”
一周后，修复完成的影片首次内部试映。全片无对白，仅靠光影与动作叙事：一名小学教师每天清晨擦拭黑板，写下一句当天的“正确思想”；放学后，她悄悄翻开一本藏在地板下的外国诗集，低声诵读。某日，一名学生尾随发现秘密，非但未举报，反而第二天带来自己写的诗，请老师指点。结尾是教室空镜，黑板一侧写着官方标语，另一侧却被稚嫩笔迹覆盖：“我想成为会做梦的人。”
放映结束，房间里无人起身。
扎赫拉在视频连线中轻声说：“这不该叫地下电影。这叫**人民电影**。”
陈实点头：“把它放进‘人类证言库’，编号A-002。同时发起多语种配音工程，让它去每一个需要它的角落。”
他忽然想到什么，补充道：“告诉技术组，在下次更新的‘萤火’系统中加入一项新功能：‘静默录制模式’??即使设备被强制关机，只要检测到异常压力或心跳加速，便会自动启动隐蔽拍摄，并将数据加密分流至至少七个离线节点。”
“防什么？”阮梅问。
“防逮捕，防搜查，防那些想让你永远闭嘴的人。”他说，“我们要让每一台‘萤火’，都变成一座移动的抵抗堡垒。”
春季来临之际，“街头影院联盟”迎来第两千五百站。这一站位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由一群尼泊尔夏尔巴少年建成。他们用牦牛驮来设备，在海拔四千米的雪线之上搭起幕布，每周放映一部反映高山民族生活的纪录片。首映夜，天空澄澈，银河垂落如瀑。他们播放的是《呼吸的高度》，讲述一名藏族女孩徒步十五天赴考，最终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医学院学生的故事。
放映结束后，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走上前，抚摸幕布良久，喃喃道：“我活了七十年，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脸出现在天上。”
当晚，陈实收到一段航拍影像：数百名村民手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