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历纸页因潮气微微卷边的细微声响。我摸黑下床，没开灯，赤脚踩在水泥地上，凉意从脚心直冲头顶。推开堂屋门，院里月光如霜，泼了满地。老槐树影子斜斜铺在东墙，像一幅没画完的墨竹。我蹲在院中那口压水井旁，双手按住井沿粗糙的青砖。砖缝里钻出几茎车前草，叶子肥厚，在月下泛着幽光。我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弯腰——“呕——”胆汁的苦味冲上喉咙，我死死抠住砖棱，指节发白。胃里翻江倒海，却只呕出一口酸水，混着点血丝，在月光下呈暗褐色。我抬手擦嘴，手背上沾了点，黏腻，腥。吐完，我靠着井沿坐下去，额头抵着冰凉砖面。夜风拂过脖颈，汗毛竖起。远处村口传来狗吠，由近及远，渐渐消散。我忽然想起五岁那年，发高烧到四十度，娘用凉井水浸透毛巾，一遍遍敷我额头。毛巾每次拿开，都腾起一小团白气，像一朵转瞬即逝的云。那时我不懂什么叫“虚”，只觉得娘的手很软，井水很凉，云很好看。现在我懂了。虚不是没力气，是力气还在，可支点塌了。像大棚里那根撑梁的竹竿，看着笔直，内里虫蛀空了，风一吹就吱呀响，谁也不知道哪阵风会把它彻底吹断。我坐了很久，直到月光偏西，槐树影子缩成窄窄一条。起身时，膝盖又响了一下，这次声音更沉。回到屋里，我打开五斗橱最下层抽屉。里面没有药瓶，只有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是靛蓝布面，边角磨得发白。翻开第一页，是娘的字，蓝黑墨水，圆润工整：“晚晚周岁记：今日扶栏走三步，笑出两颗小米牙。父赠小名‘晚晚’，盼其迟来之福，安稳长久。”往后翻，全是菜谱、账目、天气记录，穿插着歪斜稚嫩的儿童涂鸦：歪歪扭扭的太阳、三条腿的鸡、画了八只眼睛的黄瓜……最后几页，字迹变了，是我的，越来越急，越来越乱，像被风吹散的豆子：“三月十七：黄瓜霜霉病，喷波尔多液，无效。改用蒜汁水，第三日叶背白霜退。”“四月二日：滴灌管爆裂三处，连夜用自行车内胎补，手被玻璃碴划破，流血不止。小满舔我伤口，血止得奇快。”“五月廿八：县供销社拒收‘翡翠一号’，嫌瓜刺太硬，硌手。我当众削皮生啃一根，汁水溅到张厂长眼镜上。他摘下眼镜擦，擦完说：‘收。按特级价。’”翻到最后一页，空白。我拿起笔，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半寸，迟迟不下。窗外，天边已透出极淡的青灰。鸡还没叫，可空气里有了动静——某种沉甸甸的、将醒未醒的躁动。我忽然明白李大夫那句话的意思了。心神耗竭，不是心死了，是心太满，满到溢出来，烫得自己发抖，却不知往哪儿倒。我放下笔，起身走到院中。天光正一寸寸漫上来，先染亮槐树叶尖，再沿着枝干往下淌，像融化的蜜糖。我走进大棚，掀开帘子。小满蜷在麻袋上，睡着了。右前爪裹着我撕的旧棉布条，血痂干涸成褐色。它听见动静，耳朵动了动，没睁眼，只是把下巴往爪子上又埋深了些，喉咙里发出极轻的呼噜声，像老式座钟摆锤的微响。我蹲在它旁边，没惊动它，只静静看着。阳光穿过棚膜，在它脊背上投下细密光斑，随着呼吸微微起伏。我伸手，极轻地，拂去它耳尖沾的一小片草屑。就在这时，它睁开了眼睛。不是警惕，不是防备，是一种近乎通透的平静。琥珀色的瞳仁里，映着我的脸，也映着整个大棚——翠绿的秧、垂坠的瓜、氤氲的雾气，还有棚顶水珠折射出的、细碎跳跃的金光。我忽然想哭。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累，是因为这双眼睛里，没有“应该”，没有“必须”，没有“来不及”。它只是在这里，活着，伤着，等着下一粒玉米饼，下一勺温水，下一个不赶它走的人。我慢慢收回手，从裤兜掏出那叠钱。数出五十块，轻轻放在它爪边。又拿出保温杯，倒满水，放在钱旁边。转身时，我瞥见棚角那堆麻袋后面，露出半截褪色的红布——是娘留下的旧嫁衣袖子，我去年拆了给大棚做遮阳帘，剩这点舍不得扔，一直塞在这儿。我走过去，扯下那截红布。布面柔软，经纬里还存着三十多年前的浆洗气息。我把它摊开，盖在小满身上，恰好裹住它受伤的爪子。它没动，只把红布往身下掖了掖，像盖好一床被子。我走出大棚，顺手带上帘子。晨光已漫过院墙，泼在脚背上，温热。回到屋里，我拉开五斗橱中间抽屉。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十个小铁盒，每个盒盖上用铅笔写着字：“春分”“清明”“谷雨”……直到“夏至”。我打开“小满”那个盒，里面没有种子，只有一小撮晒干的黄瓜花，金黄细碎，还带着初绽时的香气。这是上个月我悄悄收的，准备做花茶，治失眠。我取出花，连盒子一起放进书包。上午九点，我骑上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杠，后座绑着竹筐，筐里垫着棉絮，小满蜷在里头，红布一角在晨风里轻轻飘。县医院门口人不多。我把车锁在梧桐树下，抱起竹筐往里走。路过挂号窗口，听见两个护士低声说话：“……听说没？城东老周家大棚垮了，半夜塌的，三亩黄瓜全砸烂了，人倒是没伤着，就受了惊……”我脚步没停，径直走向中医科。老大夫姓陈，七十多了，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白大褂领口别着枚小小的铜葫芦。他让我伸舌，搭脉，又翻开我眼皮瞧了半天，最后从抽屉里拿出个青瓷小罐，倒出三粒褐色药丸。“不是补药。”他声音很缓，像温水淌过卵石，“是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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