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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陈连忙摇头：“没有，书记。赵凯……赵总他最近挺忙的，就是生意上的事，有时候应酬晚一点，但没听他说过什么特别的。” 他小心翼翼地补充，“书记，会不会是……弄错了？或者，是有人故意……”
赵万宝抬手制止了他继续说下去。他走到办公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低头看着光洁的桌面，仿佛要从中看出答案。知子莫若父。他当然知道赵凯被惯坏了，有些纨绔习气，仗着自己的名头在外面可能有些张扬。但他始终认为，那不过是年轻人不懂事，有些小毛病，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儿子应该是有分寸的。他一直忙于工作，疏于管教，心里不是没有愧疚，但也总想着等自己退下来，再好好约束他。可是……被抓？动用如此规模的警力，在凌晨秘密抓捕？这绝不可能是因为普通的治安问题或经济纠纷。
什么样的罪行，需要这样对待一个省委副书记的儿子？什么样的证据，能让公安部门绕过省厅，直接动手？
一股寒意，从赵万宝的脊椎骨慢慢爬升。他想起前段时间，隐约听到的一些风声，说部里的督导组在下面查得很细，似乎涉及一些经济案件。当时他并未在意，督导组查案是常态，自己行得正坐得直，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甚至还在某个场合，公开表示过支持督导组工作，要求省里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难道……那些调查，最终指向了小凯？而且不是小事？
他猛地直起身，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不对，如果只是督导组查案，按照程序，至少应该通过省政法委，或者向他这个分管副书记通气。如此悄无声息地直接抓人，只能说明一点：行动得到了更高层级、更直接的授权，而且，办案方认为有必要避开省里的某些环节。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他赵万宝的不信任？还是意味着案子本身，可能牵扯到连他都必须回避的层面？
赵万宝感到一阵眩晕。他扶住桌子，定了定神。不能乱。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乱。他首先是一个党的干部，然后才是一个父亲。
“小陈，”他重新开口，声音恢复了惯有的沉稳，但更添了几分冷峻，“你去做几件事。第一，以我的名义，给省公安厅发一份正式的工作询问函，不是问小凯的事，就问今天凌晨公安机关是否有重大统一行动，行动性质、法律依据、以及为何未按规定向省委报告情况。语气要正式，但不要显得咄咄逼人。第二，取消我今天上午和下午所有不紧要的行程安排。第三，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问起小凯或者今天早上的事，一律回答‘不清楚’、‘需核实’。明白吗？”
“明白，书记！”小陈连忙记下。
“还有，”赵万宝顿了顿，声音更低，“私下里，想办法……了解一下，小凯最近到底和哪些人走得近，他的公司，到底在做什么生意。要隐秘。”
小陈心中一凛，点头称是，退了出去。
办公室只剩下赵万宝一人。他缓缓坐到椅子上，望着对面墙上那幅“清正廉洁”的书法横幅，那是他刚上任时自己写的。阳光试图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挤进来，却只在地板上投下一道微弱的光痕。他忽然觉得，这幅字，这个办公室，乃至他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变得有些虚幻和遥远。儿子那张时而任性、时而讨好的脸，不断在脑海中闪现，与“犯罪嫌疑人”这几个冰冷的字眼重叠在一起。
他拿起电话，想拨给聂磊，再亲自问一问。但手指悬在按键上，最终还是放下了。聂磊刚才在电话里的态度，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现在打电话，除了让对方为难，让自己难堪，还能得到什么？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接下来，会是一场风暴。他必须稳住，必须看清楚风向。儿子的命运，或许已经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而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无疑来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待，并且在等待中，做出最符合自己身份和原则的选择。这个选择会很痛苦，但必须做出。
京城，公安部。
林枫刚刚主持完一个简短的部务会议，听取了广西调研情况的初步汇报，并对下一步边境地区综合治理试点的方向做了几点原则性指示。回到办公室，孙哲便跟了进来，关上门。
“部长，张彪同志密电，江城‘清道夫’行动已于今日凌晨四时三十五分完成，主要目标六人全部到案，无严重对抗，无我方伤亡。目前正在进行突击讯问和现场勘查。赵凯已被单独隔离。”孙哲语速平稳地汇报。
林枫点了点头，脸上并无太多表情，只是走到地图前，目光落在江城所在的位置。“聂磊反应如何？”
“根据监听和观察，行动前我们按规定通知他后，他未做任何干预。行动结束后，赵万宝的秘书曾打电话质询，聂磊以‘案件侦查保密’为由挡回，态度……还算符合程序。目前聂磊坐镇省厅指挥中心，加强了省厅安保，并指示屏蔽非警务询问。”孙哲顿了顿，“另外，赵万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