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里没有解说，只有雪橇滑过冰原的吱呀声、老人咳嗽的回响、孩子在毛毯中啼哭。最后十秒，镜头对准了一面挂在帐篷里的旧镜子，上面结满霜花，少女用手指抹开一块，露出自己的脸，轻声说：“我叫阿娅，十二岁。我想拍一部电影，讲我们怎么活下来的。”
信号穿越七道跳转，最终抵达陈实位于马里布的主控室。他将这段影像命名为《第一道擦痕》，并设为“未竟之眼”互动纪录片的开篇序章。系统随即自动推送至全球所有注册用户的设备首页，附带那三个问题：
1. 你想拍谁？
2. 你想让他们说什么？
3. 你为什么非拍不可？
二十四小时内，回复如潮水般涌来。
来自孟加拉国达卡贫民窟的少年写道：“我想拍我姐姐。她在纺织厂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但从没停止写诗。她说诗比工资更让她有尊严。我要让全世界知道，穷人的梦不是幻想，是反抗。”
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天文助理上传了一段语音：“我想拍那些看不见星星的人。我的母亲一辈子住在矿坑边缘，抬头只能看见尘烟。可她总说，夜里有光在动。现在我知道了，那是卫星，是人类的眼睛。我想拍给她看，她的直觉没错。”
最令陈实震动的，是一封来自刚果东部的匿名信。字迹歪斜，显然是用炭笔写在药盒背面，再由一名路过的医生扫描上传：“我想拍死去的孩子们。他们没名字，坟上没碑，连哭的人都没有。但我记得他们的脸。一个会吹芦笛，一个总把糖纸折成鸟。如果我不拍，他们就真的消失了。而我不想成为最后一个记得他们的人。”
他将这些答案逐一归档，按地理坐标标记在“共鸣网络”的三维地图上。红点不再是放映站点，而是**潜在创作者的位置**。每一个闪烁的光斑，都意味着一场正在酝酿的讲述革命。
林赛从冰岛发来警告：“FCC联合北约情报机构，正在开发一种新型AI监听系统，代号‘清道夫’。它不追踪内容，而是分析行为模式??比如谁频繁访问剪辑软件、谁深夜上传小众语言字幕、谁反复观看战区影像。一旦判定为‘高风险表达倾向’，就会触发本地执法干预。”
“那就让表达变得更不可识别。”陈实下令，“启动‘迷雾协议’：所有‘萤火’终端即日起启用动态伪装功能。用户打开设备时，默认界面将是流行剧集或体育直播；真实创作模块需通过三重生物密钥解锁，且每次使用后自动销毁操作痕迹。”
他还补充一项新规则：“任何人在提交《我想拍的第一部电影》问卷时，若选择‘匿名’选项，则其回答将被随机打乱语序、更换人称、替换地名，生成一段看似虚构的短文。只有当全球累计出现七个以上相似主题的匿名文本时，原始信息才会被还原。”
“你在制造谜题。”阮梅在加密通话中说。
“不，”他摇头，“我在保护火种。真正的故事不需要署名，只需要存在。”
四月，“千名讲述者计划”迎来第两千三百六十八场放映。这一站设在秘鲁安第斯山区的一所小学，观众是三十个从未见过电视的孩子。放映前夜，老师带着他们用玉米粉和羊驼粪制作了简易幕布。影片开始后不久，暴雨突至，孩子们却无一人离开。他们挤在一起，借着投影机微弱的光亮，继续看着屏幕上的阿富汗女孩徒步求学。
雨停时，影片刚好结束。一个小男孩站起来，指着天空说：“刚才闪电的时候，我看见云后面也有光，像电影一样。”
老师录下了这句话，传给了陈实。
他在内部通讯中写道：“记住这个比喻。我们不是光源，我们只是让天上的光透下来的人。”
五月，“李哲之家”培训中心发布首批毕业生作品集。五部短片，全部由非洲、南亚和中东青年独立完成，成本最高不过两万美元，最低仅用手机拍摄。其中一部名为《洗衣妇的儿子》，讲述一名孟买贫民窟少年如何偷偷借用网吧电脑学习剪辑，最终用三个月时间拼出母亲一生的影像日记。影片结尾，母亲看着屏幕流泪：“原来我在别人眼里，也是主角。”
该片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斩获最佳纪录片奖。颁奖礼上，少年导演拒绝领奖，只留下一封信：
> “我不是为了得奖才拍这部电影。
> 我是为了让我妈知道，她活着的样子，值得被认真看过。”
陈实将这封信全文刻入“人类证言库”的青铜铭牌区，并下令在全球每一台新出厂的“萤火”终端开机画面中加入一行小字